共产主义黑皮书
希腊共产党(KKE)的总书记尼科斯.扎卡里亚迪斯于1945年5月自德国回国。他在德国曾被流放到达豪(Dachau)。他的首批声明明确地宣布了KKE的政策:“要么...
战争结束时,希腊共产党人所处的形势与南斯拉夫人大致相似。1940年11月2日,即意大利入侵希腊几天后,自1936年以来一直在狱中的希腊共产党(KKE)书记尼科斯.扎卡里亚迪斯(Nikos Zachariadis)发出了战斗的号令:“希腊民族现在正在参战,为的是从墨索里尼的法西斯主义中获得民族解放……每个人都必须各就各位,每个人都必须战斗。”
1939年9月德苏条约的签署导致相当数量的共产党瓦解,因其成员无法接受斯大林放弃反法西斯政策。但1941年6月22日德国对苏联的袭击,立即重新激起反法西斯主义的回应。就在次日,共产国际用无线电和电报发出了一条信息,称暂停社会主义革命的时机到了,所有精力都应该倾注到反法西斯斗争和民族解放战争中。这条信息还要求被占领国家的所有共产党立即起来反抗。
苏联并未批准1929年关于战俘的日内瓦公约。按理说,所有囚犯都受到该公约的保护,即便他们的国家不是缔约国,但苏联政府几乎不考虑这一点。当获胜之际,它仍关押著300万至400万名德国战俘。其中包括西方军队释放的士兵;他们曾回到苏联占领区,并被驱逐到苏联更东面。
在苏联,与国外的人有联系,或者本身就是一名外国人,就会被视为嫌疑人。由此看来,在当局眼里,战争期间一名俄国士兵在国土外被囚禁4年,也足以使他成为一名叛徒。依据修改刑法第193条的1942年第270号法令,任何被敌人俘虏的士兵都成了事实上(ipso facto)的叛徒。被俘时以及随后囚禁所处的情况,并不重要。至于俄罗斯人,情况往往是极其糟糕的,因为希特勒认为...
1939年9月中旬,纳粹德国与苏联对波兰的瓜分生效。瓜分是1939年8月23日被秘密决定的。这两个侵略者共同协调其控制人口的行动,盖世太保与NKVD一起合作。在拥有330万人的犹太社区中,有200万人落入德国占领区。在迫害、屠杀和焚毁犹太教堂之后,建立了犹太人区,首先是1940年4月30日在罗兹(Lodz),然后是10月在华沙,之后于11月15日被关闭。
1934年2月11日,在林茨(Linz),当奥地利共和保卫联盟(译者注:奥地利社会民主党准军事部门)的领导人决定抵抗来自保安团(Heimwehren,译者注:20世纪20~30年代奥地利境内的民族主义准军事组织,反对议会民主)的一切袭击时,他们本来几乎想像不到,等待他们的命运是什么。保安团当时正试图取缔社会党(Socialist Party,译者注:1888...
共产主义恐怖针对的目标不仅仅是共产国际、托派和其他异见者。上世纪30年代,仍有许多外国人居住在苏联,他们不是共产党人,但曾被苏联梦所吸引。其中很多人为他们对苏联怀有的激情付出了最高的代价。
尽管斯大林此时除掉了他最重要的对手,但对托派的追捕仍继续进行。法国的例子反映出激进的共产党人对小型托派组织的反射式反应(reflexive response)。在法国被占领期间,一些托派成员很可能被共产党人告发给法国和德国警方。
削弱了住在苏联的外国共产党人的队伍后,斯大林把注意力转向居住在国外的异议人士。因此,NKVD获得了在全球展示其力量的机会。
在德国共产党人遭殃的同时,巴勒斯坦共产党(PCP)干部也陷入恐怖之中,其中许多人是从波兰移居到苏联的。1929年至1931年任PCP书记的约瑟夫‧伯格(Joseph Berger),于1935年2月27日被捕,1956年苏共二十大后才获释。他的幸存是个例外。其他激进分子则被处决,还有很多人死于集中营。顿河畔罗斯托夫一家拖拉机厂的厂长沃尔夫‧阿维布赫(Wolf...
共产国际中央局(Central Bureau of the Comintern)一被清洗,斯大林就着手袭击其它部门。日耳曼处是第一个受害的。除了伏尔加日耳曼人的后裔外,苏联的日耳曼社区还包括来自德国共产党(KPD)的激进分子,以及离开魏玛共和国来帮助苏联建立社会主义的反法西斯的难民和工人。但在1933年逮捕开始时,这些人都无一豁免。总而言之,流亡苏联的反法西...
1934年12月1日,谢尔盖‧基洛夫被暗杀,为斯大林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借口,可以从严厉镇压转向在俄共和共产国际内实施真正的恐怖。在此之前,恐怖只被用作对付普通民众的武器。在基洛夫被谋杀之后,它就被无情地用来对付党内那些掌权的人。
1932年,当干部们开始受到共产国际的密使所控制时,法国共产党自身就开始记录所有它认为有嫌疑或危险的人。干部处的正式职责是招募最佳活动分子;另一项职责是编制被发现在某些方面不够格之人的名单。从1932年到1939年6月,法国共产党起草了12份文件,其标题有诸如“内奸、叛徒和被逐出法国革命组织的警方线人之黑名单”以及“内奸、小偷、骗子、托派分子和被逐出法国工人...
从此,外国共产党人,无论是国外的共产国际成员,还是住在俄罗斯的外国共产党人,都遭到逮捕和拘禁,一如俄共内部活动分子那样。有人声称,应当把他们当作俄罗斯人来对待,因为任何外国共产党人不管在俄罗斯待了多长时间都被要求加入布尔什维克党,因而受到其纪律的约束。一个众所周知的案例,是南斯拉夫共产党人安特‧西里加(Ante Ciliga)的案例。他是南斯拉夫政治局委员...
1923年,捷尔任斯基要求政治局提出正式决议,强制所有党员向格别乌告发他们遇到的任何反对派活动。捷尔任斯基的提议导致布尔什维克党内新的危机。10月8日,托洛茨基致函中央委员会;10月15日,随之而来的是“46人宣言”(Declaration of the 46)。随后的辩论集中在俄共的“新方向”上,并在共产国际各部门受到激烈争论。
在莫斯科的鼓动下,共产国际在每个共产党内部成立了一个武装组织,准备向统治者发动革命和内战。它还让其兄弟们首次体验了在苏联所使用的相同的警察战术和恐怖。1921年3月8日至16日(与喀琅施塔得起义为同一时间)举行的布尔什维克党第十次代表大会上,奠定了党自身专制体制的基础。在大会筹备期间,提出并讨论了不下18个不同的政纲。
尽管经历了中国这场灾难和上世纪20年代初期欧洲的失败,共产国际仍确信其步入了正轨。所有共产党,包括民主共和国合法组建的党派,都有一个秘密的军事派别,偶尔公开露面。最常遵循的模式是德国共产党(KPD)的模式。KPD由苏联军队干部所控制,拥有庞大的军事机构,其任务是肃清对手(特别是右翼的对手)和可能已渗透该党的线人。
在欧洲经历这一连串的失败之后,共产国际在斯大林的怂恿下将注意力转向中国。当时,中国处于无政府状态,被内战和社会冲突所撕裂,但同时也在经历一波巨大的民族主义浪潮,“反帝国主义革命”的条件似乎已然成熟。这一时代的一个标志是,1925年秋,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KUTV,1921年4月成立)的中国学生被重组为新的中山大学(Sun Yat-sen Universi...
下一个未遂暴动的现场是爱沙尼亚共和国(Republic of Estonia)。这是共产党人对这个小国的第二次袭击。1917年10月27日,一苏维埃委员会(Council of Soviets)在塔林(Tallinn)夺取了政权、解散了议会,并废除对共产党不利的选举结果。不过,共产党人在德国远征军(German Expeditionary Force)到来前...
就在贝拉.库恩及其同伴试图把匈牙利变成第二个苏维埃国家之际,列宁决定成立一个国际组织,其宗旨是将革命传播到世界各地。共产国际(the Communist International,缩写为Comintern),也称为第三国际(the Third International),于1919年3月在莫斯科成立,并立即开始与社会主义工人国际(the Internat...
列宁很早就决定在整个欧洲和世界其它地方煽动社会主义革命。这个目标在一定程度上是1848年《共产党宣言》合乎逻辑的实现,其有名的口号是“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Workers of the world, unite!)。1917年,布尔什维克主义的传播起初似乎是一项紧迫事务,因为人们认为,若更发达的国家没有发生革命,俄国革命就会受到危及。在这方面,列宁首先...
在这种背景下经常提出的经典问题,涉及第一个列宁主义周期和第二个斯大林主义周期之间的连续性:前者在多大程度上预示了后者?两种情况下的历史配置的确是完全无可比拟的。“红色恐怖”源于1918年秋季的广泛对抗。这种镇压的极端性质,部分是对时代激进特性的反应。但重启对农民的战争,则发生在基本和平的时期,是对社会大多数持久攻势的一部分,也是第二次恐怖浪潮的根源。
关于苏联国家暴力的使用,或苏维埃政权存在的前半期政府实施的镇压形式,我们不敢妄称,前面的章节对其作了新的披露。历史学家对此类事情已经探究过一段时间了,而无需等待档案开放以便看到恐怖发展或规模。另一方面,档案的开放确实使人们得以对恐怖按年代顺序的发展,以及其规模和各种形式加以说明。因此,前面章节中提出的梗概,就构成了编制一份问题清单的第一步。关于暴力的使用、其...
在政治解冻期间,生活质量明显上升,然而对压迫的记忆仍很强烈,同时活跃形式的争论或异议依然罕见。克格勃报告指出,1961年有1,300名“反对者”,1962年有2,500名,1964年4,500名,1965年1,300名。上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有三类公民成为克格勃特别严密监视的对象:宗教少数群体(如天主教徒、浸信会教友、五旬节会成员和基督复临教派教友);被...
在“秘密演说”之后,随之而来的是实行一系列具体措施,来完成已采取的有限步骤。1956年3月和4月,当局颁布多项法令,针对的是据称因勾结纳粹德国而受惩罚并于1943至1945年被驱逐的各族群“特殊移民”。根据法令,这些人“不再受到内务部的行政监视”。
当然,即便是斯大林死后,也并非一切皆有可能。该体制任意性的主要受害者──因“反革命”活动被判罪的政治犯,并未受益于这次大赦。将政治犯排除在大赦之外,在古拉格特殊营地、河流劳改营(Rechlag)和草原劳改营(Steplag)的囚犯中,引发了多起暴动和反抗。
斯大林之死,正值苏联70年存在的中期,标志着一个决定性的阶段。尽管它并非这一体制的终结,但至少是一个时代的结束。正如弗朗索瓦.福雷所写的,这名最高领导人之死揭示了“一个体制的悖论”。“据称,该体制是社会发展规律的一部分,但其中一切实际上都高度依赖于一个人,以至于他死时,这个体制似乎丧失了它持续存在所必不可少的东西。”这种“必不可少的东西”的一大组成部分就是...
1950年10月列宁格勒事件主嫌被处决后,安全部门和内务部内进行了大量的密谋和反密谋。由于变得对贝利亚本人怀有疑心,斯大林捏造了一个虚构的明格列尔人民族主义阴谋。据称,该阴谋的目的是,把贝利亚起家地格鲁吉亚的明戈瑞利亚(Mingrelia)地区并入土耳其。贝利亚因此被迫在格鲁吉亚共产党内部领导了一场清洗运动。
在所有这些传言的活动中,列宁格勒事件仍是迄今最神秘的。它导致苏共第二重要分支机构的主要领导人被秘密处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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