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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规模驱逐是另一种在苏联新领土上使用的策略。虽然这一策略主要包含四个独立的大规模行动,但是对家庭或小团体的驱逐早在1939年11月就开始了。所涉及的实际人数尚不...
苏联与德国在1939年8月29日签署了一项秘密的互不侵犯条约,把波兰划为“利益分区”。进攻波兰的命令是9月14日下达的,三天后红军就侵入波兰,打的旗号是“解放”被说成是被“波兰法西斯占领区”的“西白俄罗斯”和“西乌克兰”地区、把它们并入苏联。领土的合并快速推进著,伴随着压迫和恐吓当地人的措施。11月29日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向最新占领区的居民授予苏联国籍。
正如皮埃尔.佩昂(Pierre Péan,译者注:法国调查记者,也是许多关于政治丑闻的书籍的作者)在《极端分子》(L' extrémiste)一书中所透露的,PFLP-EOC与瑞士纳粹银行家弗朗索瓦.哲努(François Genoud)沆瀣一气(哲努在该书中公开承认了这一点)。这一事实,对克格勃来说显然不成问题。卡洛斯后来引人注目的恐怖活动,先后对于PFL...
因此,“莫斯科之手”并非无所不在。但它在支持某些中东恐怖组织方面扮演了活跃的角色。苏联认为,那些巴勒斯坦组织代表了一场可与阿尔及利亚FLN相提并论的民族解放运动。从这一观点出发,苏联迅速出来支持亚西尔.阿拉法特(Yasser Arafat)的巴勒斯坦解放组织(Palestine Liberation Organization,PLO)及其主要组成部分法塔赫(...
准备武装暴动,是上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重心。这些暴动最终都归于失败。结果,该运动在很大程度上放弃了这种行动。40年代,这场运动反而从摆脱纳粹或日本扩张主义的战争中获利;50年代和60年代,它聚焦于非殖民化进程,创建了有组织的叛乱团体,它们慢慢转变为正规红军。
共和派战败后,由陶里亚蒂掌管的一个委员会于1939年3月在巴黎成立,以便选出配得上移民到“无产阶级祖国”的西班牙人。“农夫”记述了他动身前往苏联的情况。1939年5月14日,他与其他350人一起,乘坐“西伯利亚”号自勒阿弗尔启程航行。这些人中包括西班牙共产党政治局和中央委员会成员、共产党议员、第5团指挥官和约30名纵队首领。
为共和派斗争事业吹响的集结号在世界各地回荡。众多的志愿者奔赴西班牙与民族主义者(译者注:即佛朗哥的国民军)进行斗争。他们加入了民兵组织或他们支持的组织所赞助的战斗组织。但国际纵队在莫斯科的鼓动下创立,组成了一支真正的共产党军队,尽管并非所有的士兵都是共产党人。前线真正的战斗人员与正式属于纵队但不在战场上或不参战的人,也应加以区分。纵队的历史不仅仅是在前线英勇...
1937年,在西班牙,打着“情报组”名号的NKVD已成为内务部的某种附属机构。共产特工也控制了安全部门的领导权。1937年春夏,是阿尔弗雷多‧赫兹局活动强度最大的时期。赫兹本人被朱利安‧戈尔金称为“审讯和处决大师之一”。
在6月16日和17日针对POUM的行动之后,对托派等所有“叛徒”的系统性搜捕就开始了。共产党人利用警方搜集的信息展开这些行动。他们设立了非法监狱,称为瑟卡(ceka),即把俄罗斯首个秘密警察机构契卡(Cheka)的名字西班牙化了。现已知晓这些地方的名字:巴塞罗那的中央瑟卡位于天使门大道(Avenida Puerta del Angel)24号;其它分支位于加...
1936年4月被苏联释放的比利时俄裔作家维克托‧塞尔日(Viktor Serge),于1937年与朱利安‧戈尔金会面时,就是使用了“谎言”和“子弹射穿脖子”(bullets in the neck)的概念,向他诠释共产党政策的。西班牙共产党人面临两个严重障碍:不受共产党左右的、庞大的无政府工团主义全国劳工联盟(CNT),以及根本上反对共产党政策的POUM。
据不完全统计,美国各级政府、政要在二零一八年至少通过三项表彰法轮功和庆祝“世界法轮大法日”的决议案,以及逾百个褒奖令和贺信。
斯大林刚断定,西班牙为苏联提供了重要机遇,因此有必要进行干预,莫斯科便向该国派遣了一支庞大的顾问队伍及其他人员。其中最重要的是2,044名军事顾问(根据一个苏联消息来源的说法),包括后来的元帅伊万‧科涅夫(Ivan Konev)和格奥尔基‧朱可夫(Georgy Zhukov),以及驻马德里武官弗拉基米尔‧戈列夫(Vladimir Gorev)将军。其中700...
1936年7月17日,西班牙驻摩洛哥的军队在弗朗西斯科‧佛朗哥(Francisco Franco)将军的领导下,起来反对共和政府。次日,这场兵变蔓延整个半岛。7月19日,一场总罢工和工人阶级的大规模动员使它在许多城市受到遏制,包括马德里、巴塞罗那(Barcelona)、瓦伦西亚(Valencia)和毕尔巴鄂(Bilbao)。
加拿大的保释听证会提供了很多信息,本案确实与出口管制设备给伊朗有关,但孟女士被拘押起诉并非出口违规的事情,而是美方指控华为公司为出口设备给伊朗,欺骗金融机构,掩盖华为和它的白手套公司Skycom之间的真实关系。
希腊共产党(KKE)的总书记尼科斯.扎卡里亚迪斯于1945年5月自德国回国。他在德国曾被流放到达豪(Dachau)。他的首批声明明确地宣布了KKE的政策:“要么EAM争取民族解放的斗争最终获得在希腊建立人民民主的回报,要么我们回归类似于最后的法西斯主义君主主义独裁但更为严苛的政权。”被战争拖累得精疲力竭的希腊,最后好像几乎没机会享受和平。
战争结束时,希腊共产党人所处的形势与南斯拉夫人大致相似。1940年11月2日,即意大利入侵希腊几天后,自1936年以来一直在狱中的希腊共产党(KKE)书记尼科斯.扎卡里亚迪斯(Nikos Zachariadis)发出了战斗的号令:“希腊民族现在正在参战,为的是从墨索里尼的法西斯主义中获得民族解放……每个人都必须各就各位,每个人都必须战斗。”
长年旅居亚洲的财经专家史蒂尔特‧帕特森(Stewart Paterson),10月23日在美国首都华盛顿国家记者俱乐部举办新书《中国、贸易和实力:西方的经济接触政策为何失败》(China, Trade and Power: Why the West’s Economic Engagement Has Failed)发表会中,指出中共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
1939年9月德苏条约的签署导致相当数量的共产党瓦解,因其成员无法接受斯大林放弃反法西斯政策。但1941年6月22日德国对苏联的袭击,立即重新激起反法西斯主义的回应。就在次日,共产国际用无线电和电报发出了一条信息,称暂停社会主义革命的时机到了,所有精力都应该倾注到反法西斯斗争和民族解放战争中。这条信息还要求被占领国家的所有共产党立即起来反抗。
《美、中开战的起点》(Crouching Tiger :What China’s Militarism Means for the World)是一本“地缘政治的推理故事书”,是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在所谓“和平崛起”中,所隐含对美国、对全球和平与安全产生巨大威胁的推理故事。美、中两国是否会开战? 台湾将扮演什么样的角色? 是否会成为交易筹码、被出卖……等等,剧...
苏联并未批准1929年关于战俘的日内瓦公约。按理说,所有囚犯都受到该公约的保护,即便他们的国家不是缔约国,但苏联政府几乎不考虑这一点。当获胜之际,它仍关押著300万至400万名德国战俘。其中包括西方军队释放的士兵;他们曾回到苏联占领区,并被驱逐到苏联更东面。
在苏联,与国外的人有联系,或者本身就是一名外国人,就会被视为嫌疑人。由此看来,在当局眼里,战争期间一名俄国士兵在国土外被囚禁4年,也足以使他成为一名叛徒。依据修改刑法第193条的1942年第270号法令,任何被敌人俘虏的士兵都成了事实上(ipso facto)的叛徒。被俘时以及随后囚禁所处的情况,并不重要。至于俄罗斯人,情况往往是极其糟糕的,因为希特勒认为...
1939年9月中旬,纳粹德国与苏联对波兰的瓜分生效。瓜分是1939年8月23日被秘密决定的。这两个侵略者共同协调其控制人口的行动,盖世太保与NKVD一起合作。在拥有330万人的犹太社区中,有200万人落入德国占领区。在迫害、屠杀和焚毁犹太教堂之后,建立了犹太人区,首先是1940年4月30日在罗兹(Lodz),然后是10月在华沙,之后于11月15日被关闭。
1934年2月11日,在林茨(Linz),当奥地利共和保卫联盟(译者注:奥地利社会民主党准军事部门)的领导人决定抵抗来自保安团(Heimwehren,译者注:20世纪20~30年代奥地利境内的民族主义准军事组织,反对议会民主)的一切袭击时,他们本来几乎想像不到,等待他们的命运是什么。保安团当时正试图取缔社会党(Socialist Party,译者注:1888...
共产主义恐怖针对的目标不仅仅是共产国际、托派和其他异见者。上世纪30年代,仍有许多外国人居住在苏联,他们不是共产党人,但曾被苏联梦所吸引。其中很多人为他们对苏联怀有的激情付出了最高的代价。
尽管斯大林此时除掉了他最重要的对手,但对托派的追捕仍继续进行。法国的例子反映出激进的共产党人对小型托派组织的反射式反应(reflexive response)。在法国被占领期间,一些托派成员很可能被共产党人告发给法国和德国警方。
削弱了住在苏联的外国共产党人的队伍后,斯大林把注意力转向居住在国外的异议人士。因此,NKVD获得了在全球展示其力量的机会。
在德国共产党人遭殃的同时,巴勒斯坦共产党(PCP)干部也陷入恐怖之中,其中许多人是从波兰移居到苏联的。1929年至1931年任PCP书记的约瑟夫‧伯格(Joseph Berger),于1935年2月27日被捕,1956年苏共二十大后才获释。他的幸存是个例外。其他激进分子则被处决,还有很多人死于集中营。顿河畔罗斯托夫一家拖拉机厂的厂长沃尔夫‧阿维布赫(Wolf...
共产国际中央局(Central Bureau of the Comintern)一被清洗,斯大林就着手袭击其它部门。日耳曼处是第一个受害的。除了伏尔加日耳曼人的后裔外,苏联的日耳曼社区还包括来自德国共产党(KPD)的激进分子,以及离开魏玛共和国来帮助苏联建立社会主义的反法西斯的难民和工人。但在1933年逮捕开始时,这些人都无一豁免。总而言之,流亡苏联的反法西...
1934年12月1日,谢尔盖‧基洛夫被暗杀,为斯大林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借口,可以从严厉镇压转向在俄共和共产国际内实施真正的恐怖。在此之前,恐怖只被用作对付普通民众的武器。在基洛夫被谋杀之后,它就被无情地用来对付党内那些掌权的人。
1932年,当干部们开始受到共产国际的密使所控制时,法国共产党自身就开始记录所有它认为有嫌疑或危险的人。干部处的正式职责是招募最佳活动分子;另一项职责是编制被发现在某些方面不够格之人的名单。从1932年到1939年6月,法国共产党起草了12份文件,其标题有诸如“内奸、叛徒和被逐出法国革命组织的警方线人之黑名单”以及“内奸、小偷、骗子、托派分子和被逐出法国工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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