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辉
“一二·九”运动对中共的历史作用是重大的。它挑起了民众对国民政府的不满,并成为西安军事叛变的间接推手;它使得无数年轻人被利用,并相信了中共的谎言,从而走上了信仰...
随着苏东共产国家的垮台,共产党国家的“作秀公审”更多地存在于中共治下的中国。近年来很多对落马官员的公开审判不少都是作秀,其所披露的罪行也都是中共当局事先斟酌好的。其目的除了警告官员外,也是意在收买人心。只是随着越来越多的中国人意识到这其中的猫腻后,中共的欺骗伎俩所起的作用也越来越弱。无疑,“作秀公审”也将随着中共走入历史的垃圾堆。
耐人寻味的是,路德维希二世生前曾说过:“无论现在还是将来,我对所有的人来说都是一个谜。”这个迷一般的人物到底想告诉世人什么呢?也许有一天会有什么人为我们揭开这个谜底的。
没有人否认,如果燕大西语系这四名颇具才华的教授不是生活在大陆,他们一定会拥有更完满和幸福的人生,而这一切在他们选择留在大陆那一刻起就与之无缘。无疑,类似他们的悲剧自中共窃取政权后,不是一起,两起,而是成千上万起,中共残害文化精英、毁我中华文化之恶行,罄竹难书。
在年老时,王方名告诉王小波,他一生的学术经历,就如一部恐怖电影。每当他企图立论时,总要在大一统的官方思想体系里找自己的位置,就如一只老母鸡要在一个大搬家的宅院里找地方孵蛋一样。结果他虽然热爱科学而且很努力,在一生中却没有得到思维的乐趣,只收获了无数的恐慌。
收听“敌台”,不管是什么人,都传递了对现实、对官方宣传的不信任。而“敌台”的存在,让很多中国人在黑暗的岁月中,找到了真相,并因此而学会独立思考,走向觉醒,亦如今天很多被欺骗的中国人通过“翻墙”寻找到真相后一般,选择了抛弃中共。
蒋庆泉痛苦的人生不过是中共“卸磨杀驴”的又一具体实例。一方面,蒋等人的“向我开炮”的故事成为中共洗脑的工具;另一方面,中共对于为自己卖命的炮灰却漠不关心。事实上,在中共党史上,为中共卖命不得好死、痛苦终生的中共党员、知识分子、军人、民主人士等比比皆是,这就是中共“吃人”的真面目!
穆旦自美国回国二十几年后,“几乎没有一天舒心日子,主观的向往和客观的回馈,反差太大,不论做什么样的诠释,穆旦终归是一个悲剧人物。”而造成其悲剧人生的除了穆旦自己对中共的看不清外,更多是在中共这个吃人的恶魔上。回顾中共盘踞在中国的历史,有多少像穆旦这样的知识分子被其吞没了的啊!
毫无疑问,补补历史课的绝不是彭斯,而是被中共洗脑的编辑、记者、各色官员、普通民众等。最后想问一句:新华网的编辑记者们,在送孩子留学时,在朝鲜和韩国两个国家中,你们会选择哪一个呢?
曾经变成了法西斯集中营,变成了血腥暴徒们施虐场所的北京大学,迄今并没有深刻反思其这段见不得光的历史,原因也不难想像。而此时“政治挂帅”的北大除了名头外,还保留了多少民国时的风骨呢?还有多少教授敢于直言呢?校园里还有多少自由可言呢?说其今不如
对于中共在抗日战争中的作为,由于其并没有如国民党那般打过什么像样的大战,所以只好拿什么地雷战、地道战和武工队说事,并大肆宣传,以体现中共军队的“威武”。但事实上,不仅地雷战地道战并未消灭太多的日军,反而祸害了不少老百姓(见《中共地道战地雷战的真相》)。 更为滑稽的是,通过中共拍摄的《地雷战》、《地道战》和《平原作战》等电影的洗脑,不少国人脑中浮现的都是...
至于郭钦光,也在这段胡闹的历史上留下了自己的印记,但却因为生命的戛然而止,成为了一个被利用的角色。是悲剧还是闹剧?
如今,虽然胡姓之人不再为姓氏烦恼,但胡适回家的路依然坎坷,其当年对共产主义和中共的认识对当下的知识分子仍有着警醒作用。
令人叹息的是,迄今北大对这段悲惨、羞耻的一页都不曾进行过反思,而北大的不作为正是中共作为的一个缩影。没有人否认,当中共彻底解体时,所有被中共残害的个体的历史都将被重新掀开——只为历史不再重演。
上述教授乐极生悲的例子并不见记载于史料中,如果没有岳南先生在撰写《南渡北归》时的口述史料的收集,这样悲惨的故事大概只能为极少数人知晓,而这样的例子在全国还有多少呢?是谁让知识分子丧失了尊严、人格,是谁让他们在无比压抑后近乎疯狂,始作俑者再次指向毛和中共。
8月1日是中共的“建军节”,中共中纪委监察网站推出了特别策划视频《“纪”在心间》,开篇即提到了中共红军当年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不过视频没有提到的是当年在其下被掩盖的罪行。 “三大纪律 八项注意”之由来 按照中共官方的说法,“三大纪律”的首次提出是在1927年10月。当时,毛泽东在所谓的秋收暴动失败后率领残余部队抵达荆竹山,并打算进发井冈山。为了与在...
赵紫宸一家的悲剧是众多相信了中共的民国知识分子凄惨命运的缩影,虽然始作俑者是中共,但缺乏慧眼,没有看穿中共也是导致其悲剧的原因。一位位才华横溢的知识分子的陨落,是否可以给当代依旧盲从中共的知识分子以警示呢?
而苏联人热衷创作、传播政治笑话,折射的正是对苏共政权的不满、厌恶。今日中国政治笑话的出现及被广泛传播焉知不是如此?苏联的历史也早已预示,中共也注定在中国人的唾弃声中走入历史的垃圾堆。
网上披露,当年有63名中共女战俘选择去了台湾,并受到了宋美龄夫人的亲自接见。宋美龄对她们说:你们基本都是农家女儿,要乘年轻抓紧上学,学些知识和本领。后来,这些女战俘大多学习护理和剪裁,在台湾嫁人,过得都不错。
1989年,历经磨难的林文铮在杭州病逝,享年87岁。而林文铮的诤友林风眠在文革期间则被打成了“黑画家”,沦为阶下囚,坐牢5年。他精心创作的上千幅画也在抄家时被付之一炬。文革结束后,他获准出国探亲,后定居香港。1991年辞世。
很快,在毛反动的“反右”运动中,陈铭枢因为这封上书受到严厉批判,并最终戴上了“右派”帽子,被免除各项职务,仅保留全国政协委员的头衔,在家赋闲。要知道,毛怎会喜欢有人说他“好大喜功、喜怒无常、偏听偏信、鄙夷旧文化”呢?与黄炎培、陈叔通的上书相比,陈铭枢的确还没有看透毛,看透中共。
那个时代的学人能否看透中共本质并不抱任何幻想,对个体命运至为关键。
为了中共而死的李大钊大概没想到的是,自己身后和家人会遭到中共如此对待。不过,其误人子弟、推动共产邪灵在中国大地的蔓延,罪业显然不小。自己横死和后人遭难焉知不是咎由自取?
错信了中共的“老海归们”,在经历了中共的暴风骤雨后,才明白自己上了怎样的大当,才明白自己这辈子做了怎样错误的选择。1957年“反右”运动后,几乎再也没有在西方国家留学的人回国。不是他们不爱国,而是残暴的中共让他们看清了中共的谎言。而中共的谎言迄今未休,只不过改头换面而已。试问,那些接受了西方民主教育的新海归们,有几个敢于公开批评中共的呢?
燕京大学前校长陆志韦在文革中惨死
饿死几百万人的中共高官李井泉、曾希圣、吴芝圃、舒同和张仲良,不过是中共官场中为迎合上意、罔顾老百姓死活、撒谎成性的官员们的缩影。
史载,文革爆发后,江苏的两派群众组织认为张仲良在江苏没有犯什么的罪行,因此打算以他为“革命干部”的身份参加革命委员会。甘肃造反派闻讯,立即派人到江苏要将他揪回甘肃批斗,说“张仲良欠了我们甘肃人民一百三十万血债”。张仲良因此没有当上革委会委员,后被打倒。
三位大师虽然都洞悉了共产主义和共产党的危害,但不同的选择让他们今后也有了不一样的人生,留在大陆的陈寅恪的命运最为凄惨。而有意思的是,傅斯年、钱穆是毛泽东公开点名批评的几个著名文人之一。
历史的发展也证明,“五四运动”是中国噩梦的开始。如今还在纪念“五四”并将其作为生日的北大,自由精神全无就是铁证。
当年的林希翎、谭天荣如是,张志华还有等等,何尝也不是如此?这大概也就可以理解为何当今中国的学术界后继无人,学术水平一代不如一代了。毁了那么多人的中共,迟早要被清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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