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舆论指出,中国人需要忏悔,中华民族需要忏悔,我们每一个人都需要忏悔!但真正勇敢地站出来诚心忏悔的人,少之又少。难道说,经历半个多世纪的极权统治,人人手上、身上、脑子里都干干净净?
1950年“土改”时,父亲教导我“要远离政治,永远不要摸枪”,我只做到了一半,一辈子没有“摸枪”,却未能做到“远离政治”。
2002年6月1日,我飞抵加拿大之后,写了一部22字的长篇小说《佛怀煽仇录》,揭露了中共1950年“土改”运动杀戮200多万地主的罪恶,突破了半个多世纪中共严厉的文艺禁区,戳破了中共“工农联盟”的谎言。
“这是为什么?”——是因为中国共产党用武力夺取中国大陆政权后,所作所为不得人心,人民纷纷起来反抗,便穷凶极恶地大规模地持续屠杀,以保住他们的政权。
通过以上亲历、亲见、亲闻和血泪的忏悔,把“绝大多数中国人包括世界舆论都根本不知道”的,中共对大陆人民长达数十年之久、黑暗中的持续大屠杀,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从前面17个章节展开的场景和叙述中,今人可以看到在中共残酷无情的统治下,丧失了多少优秀的中华儿女,人民承受了多大的痛苦,牺牲了多少人的幸福。
“搞臭自己”取得了很好的效果,在岳麓印刷厂工作三年多,在左家垄一带,除认识陈亚陆之外,我没有再交上一位“新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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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妈妈的确是一位传统型的善良老人,但是,她担任居委会主任,对“阶级敌人”却是另一副面孔。有一次,一位“四类分子”来她家请示某事,刘妈妈训斥时脸上肌肉绷紧,眼露凶光。唯唯诺诺的“四类分子”走后,刘妈妈又恢复了往日的慈祥,笑眯眯地对我说:“小陈,党教导我们,对阶级敌人就要这样。”——党性对人性的扭曲,可见一斑。
1954年中共颁布第一部《宪法》以及后来多次修改,白纸黑字都印着人民“有言论、出版、结社……自由”。但“宪法”是为共产党、毛泽东装点门面、蒙哄国际舆论而制订的,不是用于治国的。因此,它的许多条款只是从西方宪法中抄袭过来,根本没有打算兑现,直至目前,仍不肯兑现。
还有一位高考落榜、石惠泽的同班同学曹辛星,读高中时曾在《诗刊》上发表过两首小诗。他进入左家垅蔬菜公司工作后,很快世俗化,不谈学习,只谈女人。与岳印的一位姑娘谈恋爱闹僵分手后,告诉我“她屁股上某个部位有一块什么样的疤”,说的活灵活现。按说此君应该平平安安,没什么问题,但他命不长。
快过年了,一天下午去岳麓区政府办事,遇到工业书记,区长正叫他打电话调岳印厂会写毛笔字的人来写横幅、标语。工业书记见到我说:“小陈,你来得正好,赶快把标语写了吧。”顶头上司的命令,哪有不服从的,况且是光荣的“政治任务”,轻车熟路,立马动手。
陈亚陆这人是个“口头革命派”,每次见面,总是空谈他前一夜的种种想法,虽然时不时冒出一、两句豪言壮语,但骨子里还是胆小怕事的,瞻前顾后,畏畏缩缩,根本没有W君那种“干一番大事业”的气魄。一方面,显示了他体质羸弱,性格优柔寡断;另一方面,也很正常,在这种生死攸关的重大问题上,谁敢不掂量掂量共产党的分量!
N越来越放肆,一天晚上坐在我的床沿谈话,孤男寡女,同处一室,她突然往后一倒,仰天摊在被子上,投来一个媚笑,我赶紧把头扭到另一边。在送她回家的路上,老往我身上靠,我一让再让。
破案后,我心情复杂,愁眉不展,常常半夜三更被噩梦惊醒,心惊肉跳,不得安宁!脑子里像打仗一样翻滚,矛盾重重,左冲右突,总是出现一些针锋相对的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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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来,W姑娘把Z君和我,定为这个组织的重点发展对象。她家住原新安巷45号一栋老式木结构两层楼房的楼上,距离Z君工作的印刷厂很近。某天在她家聚会,便特地邀请Z君参加,介绍与那几位青年认识。几个幼稚、莽撞、对“群众专政”天罗地网毫不知情的年轻人,全然不顾一板之隔的邻居是否在偷听,便大发议论,大放厥词,抨击时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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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3年,我在长沙市河西岳麓区杜家塘小学当代课教师,教六年级语文。6月的一个星期六下午放学后,我正在整理学生的作业本,彭校长(兼党支部书记)走到教室门口说:“小陈老师,有位同志找,你到小办公室去。”
毛泽东是“不断革命者”,在执政期间掀起的“运动”重重叠叠,一个紧接着一个。除上面例举的建政初期的几场血腥运动之外,比较著名的还有:“抗美援朝”、“农业合作化”、“反右”、“人民公社”、“大跃进”、“庐山会议反党集团”、“文化大革命”……每一场运动都随着毛泽东的喜怒哀乐、嬉笑怒骂而起起落落,每一句口号化成的行动都“劳民伤财伤人死人”,使生产力倒退。
“革命”是一个充满暴力和血腥的可怕辞汇,自清末以来,在长期稀里糊涂的流传下,变成了一个“笼罩着五彩光环的褒义词”,人们从不考究它的原始意义,只知道“革命”光荣,“不革命”可耻,“反革命”有罪。于是,人们纷纷参加以“革命”为名义的队伍;于是,“革命队伍”壮大起来。
【作者按】这里叙述的是真人真事,涉及无须隐讳者和已故人士,均用真名实姓;须隐讳者和未亡人,多用拼音字母或姓氏代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