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产党百年真相:杀人历史
对日耳曼人的放逐之后,随之而来的是,1943年11月到1944年6月的第二波放逐大潮。当时,6个民族──车臣人、印古什人、克里米亚鞑靼人、卡拉恰伊人(Karac...
卫国战争期间对各族群全体的放逐,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都是苏联历史隐藏最深的秘密之一。这些民族被集体指控“采取颠覆策略、从事间谍活动和勾结纳粹占领军”。只有在20世纪50年代末,当局才最终承认,发生了“普遍的过度行为”。60年代,一些因“勾结敌人”而从地图上被删除的自治共和国,最终恢复了其合法存在。但直到1972年,其余活着的被放逐者才最终获得了“自由选择居住地”...
1940年也因另一项统计而引人注目。这一年,古拉格和苏联监狱里的囚犯人数达到高峰。1941年1月1日,古拉格容纳著逾193万人,比前一年多出27万人。除了1939年底已被计入的120万“特殊移民”外,还有新的“苏维埃化”领土上的逾50万人被驱逐。苏联监狱理论上的限制是23万4,000名囚犯,却关押著46万2,000人;那年的判决总数大幅上升,一年内从70万攀...
波兰领土一被吞并,苏联政府就将爱沙尼亚、拉脱维亚和立陶宛政府的首脑传召到莫斯科,将“互助条约”强加于他们。根据这些条约,他们“邀请”苏联在自己的领土上建立军事基地。紧接着,25,000名苏联士兵进驻爱沙尼亚,3万名进驻拉脱维亚,2万名进驻立陶宛。这些军队人数远远超过了每个理论上独立的国家的常备军。1939年10月苏联军队的进驻,标志着波罗的海诸国独立的真正终...
1939年8月24日,得知前一天斯大林的苏联与希特勒的德国签署了一项互不侵犯条约,全世界都感到震惊。该条约的宣布,对世界很多地区造成巨大冲击。这似乎是国际关系的一大转变,但公众舆论对此毫无准备。当时,很少有人意识到,两个表面声称信奉如此对立意识形态的政权何以能连结在一起。
在中共领导人为马克思招魂之际,前美国众议院议长金里奇(Newt Gingrich)指出,所有支持马克思主义的、支持社会主义的人士都忽略了马克思主义让人类付出的代价。
以迄今未知的规模镇压社会,是20世纪30年代的显著标志。它也见证了集中营系统的巨大扩张。现今可得的古拉格管理局档案,让人们得以仔细审视这些机构的演变,从而揭示出诸多秘辛,包括其组织结构的变化、大型活动的时期、囚犯人数、他们的经济地位、被据以判刑的罪行种类,以及按年龄、性别、国籍和教育背景的划分。但仍有许多灰色地带。特别是,尽管古拉格官僚机构保存有对囚犯人数的...
那个时代的学人能否看透中共本质并不抱任何幻想,对个体命运至为关键。
卢作孚还是重庆北碚的开拓者,被喻为“北碚之父”。卢作孚的成就跨越了“革命救国”、“教育救国”、“实业救国”三大领域。
“镇反”运动是“镇压反革命”运动的简称──所谓“反革命”,则是中共权势者用来构陷对方、置人于死地且包罗万象的罪名。从一九四九年至今的近七十年一袅,中共用这个似是而非的莫须有的罪名,残杀、迫害了不知多少无辜的人。 一九五○年三月,中共发布了《关于严厉镇压反革命份子活动的指示》。六月六日。毛泽东在中共七届三中全会上作《为争取国家财政经济状况的基本好转而奋斗...
知识分子是又一个沦为大恐怖受害者的社会群体。关于他们,现在有比较丰富的资料可得。作为19世纪中叶以来被公认的社会群体,大多数俄罗斯知识分子一直是反抗暴政和心智约束(intellectual constraint)的中心。这一事实说明了他们先前在1922年和1928至1931年的清洗中为何受害。到了1937年3月和4月,一场恶毒的报刊宣传运动痛斥经济、历史和文...
付出代价最惨重的是波兰共产党。波兰共产党人的情况有点不寻常,因为他们的党是从波兰王国和立陶宛社会民主党脱胎而来。1906年,该党在自主的基础上,获准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俄共与波共之间的联系一直非常紧密。许多社会民主党籍波兰人都转入布尔什维克党内谋求发迹,仅举几例,如捷尔任斯基、缅任斯基、温施利希特(他们都曾是格别乌主管)以及拉狄克。
大恐怖的绝大多数受害者都是不具名的。以下是1938年第24260号档案一份“普通”文件的摘录
现在,进一步分析这些大屠杀受害者的类别是可能的。我们现在有一些关于上世纪30年代末古拉格囚犯人数的统计数据,有待在下一章予以详细讨论。这一资料涵盖了所有囚犯群体,而不仅仅是大恐怖期间被捕的人,但未详细说明叶若夫时期被判送入集中营的受害者类别。尽管如此,一些模式还是可以识别的,尤其是接受过某种形式高等教育的受害者人数(1936至1939年占比超过70%)激增...
破四旧的实质是打砸抢,文革中,破“四旧”变成了砸文物、打人、抄家抢掠的同义词。
多数关于大规模镇压的指示与政治局通过的所有其它决议一样,自然是由斯大林批准。不仅如此,根据近来可得的档案资料看来,斯大林也是多数镇压措施的制定者和始作俑者。例如,1937年8月27日下午5时,中央书记处收到了西西伯利亚地区党委第一书记米哈伊尔.科罗申科(Mikhail Koroshenko)的一封来信,内容是关于对一些被控从事破坏活动的农学家审判的程序。10...
“君不见,世局移转变幻忙,江山如画日月长。”一个没有中共的新纪元即将到来。陈嘉远先生穷尽一生努力奋斗为的就是“解体中共,回归传统,复兴中华”。当这一天来临时,他将魂归故里,告慰父母乡亲。
关于恐怖集权化的问题,来自政治局的目前可查阅的文件证实,大规模的镇压确实是党的最高层、政治局,尤其是斯大林采取主动行动的结果。最血腥的镇压之一──1937年8月至1938年5月发生的“肃清前富农、犯罪分子和其他反苏分子”的行动,其组织和实施颇能揭示出中央和地方机构各自的角色。
饿死几百万人的中共高官李井泉、曾希圣、吴芝圃、舒同和张仲良,不过是中共官场中为迎合上意、罔顾老百姓死活、撒谎成性的官员们的缩影。
关于大恐怖已有诸多著述。它在苏联也被称为“叶若夫时期”(Ezhovshchina)。毫无疑问,当尼古拉.叶若夫掌管NKVD时(从1936年9月到1938年11月),苏联社会每个层面都感受到了镇压的效应,从政治局一直到街上被捕的普通公民。数十年来,大恐怖的悲剧在一片沉默中被忽略。西方只在莫斯科见到三场引人注目的公开审判,分别是在1936年8月、1937年1月和...
共产党不只消极抗日,更夸张的是,在国军奋勇作战的同时,共产党居然在延安生产鸦片,毒害国人,并因而致富。
史载,文革爆发后,江苏的两派群众组织认为张仲良在江苏没有犯什么的罪行,因此打算以他为“革命干部”的身份参加革命委员会。甘肃造反派闻讯,立即派人到江苏要将他揪回甘肃批斗,说“张仲良欠了我们甘肃人民一百三十万血债”。张仲良因此没有当上革委会委员,后被打倒。
1934年12月1日,政治局委员、列宁格勒党组织第一书记谢尔盖‧基洛夫(Sergei Kirov),被持枪进入列宁格勒党总部的年轻共产党人列昂尼德.尼古拉耶夫(Leonid Nikolaev)射杀。此后,新的恐怖周期开始了。
这项新立法的基石是1932年12月27日内部护照(internal passport)的推行。对人口的“护照化”对付的是几个精心定义的目标,正如这项法令的序言所解释的:它意在“消除一切社会寄生现象”,以防止富农“渗透”进城市中心和市场,并限制农村人口外流,保护城镇的社会纯洁性。所有超过16岁、尚未被剥夺权利的成年市民,如铁路工人、建筑工地的长期工,以及国营农...
中共喜欢搞杀鸡取卵,三反打贪污得到退赔和“五反”得到的退补,还不够堵运动造成的窟窿。
粮食库存本是国家应付灾年需要,但却成了中共饿死中国人的手段。
中共有着“邪、骗、煽、斗、抢、痞、间、灭、控”九大基因,土改是中共邪恶基因的实践和强化。
尽管农民整体上在斯大林对社会的改造中付出了惨重代价,但被划为“社会主义新社会”之“社会外来分子”的其它社会群体,也蒙受侮辱,被剥夺公民权利,失去工作和家园,社会地位进一步降低并遭到流放。“资产阶级专业人员”、“贵族”、神职人员和自由职业者、企业家、店主和手艺人,都是20世纪30年代初发起的反资本主义革命的受害者。其他城里人,根本不符合“无产阶级工人和社会主义...
“面对这些难以置信的残暴,我们面临的不仅是道德和良心的挑战,还有认知和理解的挑战——到底应该如何解释这些难以置信的极恶?人怎么能干出这样的禽兽不如的事情来?”庄生蝶先生在读完《血的神话》后写道。
在道县大屠杀中,15,050人直接参与了杀戮,包括该县一半的干部和党员。但只有54人因为他们的罪行而被判刑,另有948名党员受到纪律处分。此外,每一个被杀的人,家属只收到150元(人民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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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陆四省部分越战老兵,日前集中在四川省德阳市中江县政府,抗议越战伤残老兵在维权中遭受殴打。此外,东三省、内蒙部分退役老兵,到辽宁省辽阳县急救中心抗议军嫂被打一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