雄才大略、千古一帝之汉武帝传(3)

【汉武帝传】之三:尊儒 办学校 延揽百家

大纪元文化小组
汉武帝是上与秦始皇并称“秦皇汉武”,下与唐太宗共创“汉唐盛世”的千古一帝。(柚子/大纪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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窦太皇太后在世时,尊崇黄老,抵制新政,新即位的汉武帝出于孝道,暂缓大刀阔斧的政治举措,隐藏心中规划的帝国蓝图,当了几年韬光养晦的清闲皇帝。这期间,汉武帝表面上忘情山水,打猎游玩,扩建上林苑,与文人雅士吟诵歌赋。不过,他内心并没有忘记国家大事。

建元五年(前136年),窦太皇太后突然病笃,无瑕顾及政事,汉武帝下诏恢复博士官,召回之前被罢黜的儒生,再次拉开尊儒的序幕。次年(前135年),窦太皇太后去世,汉武帝再也没有任何顾忌和障碍,真正走上领导大汉王朝迈向强盛的道路。

在汉武帝再度掌握朝政的第二年,他召见大臣,商讨国家方针大政。曾作《天人三策》、让汉武帝相见恨晚的董仲舒也在其中。董仲舒从儒家思想出发,再次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建议成立太学、设立明经之师,为国家培养人才。没有了阻碍、渴望着大一统的汉武帝,开始正式推行董仲舒的建议。

董仲舒在《天人三策》中,提出“兴太学、置明师”的建议,明师即古代的博士官。图为元赵雍的《先贤图卷》局部。(公有领域)
董仲舒在《天人三策》中,提出“兴太学、置明师”的建议,明师即古代的博士官。图为元赵雍的《先贤图卷》局部。(公有领域)

五经博士

儒家文化,非常重视道德教化,视其为治理天下的首要任务。要实现教化作用,必须有完善的教育制度。董仲舒在《天人三策》中,就已经着重提出了兴办学校、增设教师以培养人才的建议。

他说:“是故南面而治天下,莫不以教化为大务。”

“故养士之大者,莫大虐太学;太学者,贤士之所关也,教化之本原也。”

“臣愿陛下兴太学,置明师,以养天下之士,数考问以尽其材,则英俊宜可得矣。”

董仲舒口中的明师,是明经之师的意思,也就是朝廷中的博士官。太学和博士古已有之。太学中的“太”即第一的意思,中国人喜欢把高、大、甚、最这些意思,与“太”字相关联,譬如太阳、太空、太子等等,而太学就是指最高学府,即天子执掌的中央大学。

上古时期,中国已经有高等学府,董仲舒说:“五帝名大学曰成均。”夏、商、周三代的大学称谓也各不相同,西周时出现太学一词,又名“大学”,天子和诸侯都能设立太学。不过,当时的太学不是单纯的学府,还是举行祭祀、宴会、选拔武士、议定作战计划的场所。直到汉武帝时期,太学才成为专门传经授业的中央官学。

我们再简单介绍下古代的博士。博士之名,始于战国,具有教授弟子的职能。秦始皇时期,博士多达70人,不仅有儒生,还包括其他学派或擅长诗赋、方术、卜筮等专长的人。秦博士隶属于九卿之一的掌管祭祀典礼的太常,不再承担教育工作,而是博古通今、具有专门学术知识的朝廷顾问。

汉承秦制,诸子百家都有博士。公元前136年,汉武帝为《易》《礼》两经增置博士,与文帝、景帝时所立的《书》、《诗》、《春秋》博士合为“五经博士”。这五经就是今天人们熟知的“四书五经”中的五经,都是儒家经典。汉武帝的举动并未遭到窦太皇太后的反对,一个是当时太皇太后本人年迈病重,更主要的原因是,汉武帝仅仅完善博士机构,并不属于新政。

董仲舒的建议,是将博士与太学制度结合,确立以经术造士的制度,因而五经博士与汉初的博士官有很大不同:第一,博士从太常处分离,恢复战国时的独立性,学术性更强;第二,博士重新取得了教授弟子的职能,成为主掌五经的国家最高学府的学官,堪称“天下宗师”;第三,也是最大的变化,“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正式成为国家的制度。也就是说,除了儒家学者外,其他任何学派的学者都失去担任“博士”的资格和机会。不过,即便是儒家学者,要想成为博士,所研究的也必须在“五经”之内,即便在一个方面或多个方面有所成就,超出这个范围也无法成为博士。这也是“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真正含义。

还有一点要说明的是,汉武帝的“独尊儒术”,主要推崇的是“公羊春秋学”。这是研究以《公羊传》解释《春秋》的学问,《公羊传》即《春秋公羊传》,或叫《公羊春秋》,相传为战国齐人公羊高所着,专门阐释《春秋》。最初只有口头流传,汉初才写成书,并受到汉景帝的重视。汉武帝之所以推崇公羊春秋学,应与其所阐释的“春秋大义”包括尊王、维护中央最高权威、主张“大一统”等,深深契合汉武帝的宏伟志向。

太学不仅为国家培养优秀的儒家学者和官吏,也为汉武帝的统一大业奠定了基础。图为清袁耀的《汉宫秋月立轴》局部。(公有领域)

完善太学

建元六年(前135年),窦太皇太后去世,汉武帝的舅舅田蚡复出,担任丞相。次年元光元年(前134年),汉武帝再次征召贤良方正的诸儒生,展开对策会议。这次,拔得头筹的是一位六十多岁的老儒生公孙弘,他和董仲舒一样,都是研究公羊春秋的大儒。公孙弘是位大器晚成的儒士,40岁才开始研习《春秋》,60岁被推举为“贤良”,参与建元对策;后来出使匈奴,因覆命之言不合汉武帝心意,称病回乡,直到元光元年才复出。

在元光元年的对策环节中,汉武帝询问天人之道,公孙弘在策论中强调天子须身正,为百姓树立信义。他还提出治国安民的八项主张,主要涉及两个问题:一是国家要节俭,轻徭薄赋,爱惜民力,为百姓创造良好的生产与生活条件;二是朝廷用人要因任授官,也就是根据才能授予官职,任人唯贤,赏罚分明,使官尽其责、人尽其才。其思想中既有儒家的仁义、讲求德政,认为“天德无私亲,顺之和起,逆之害生”,也有法家的因能任官、法义结合、赏罚分明等,这与汉武帝的治国理念同样契合。

一开始,官员在审核这一百多篇策论时,把公孙弘的文章列为下等。但是汉武帝看过后,却把他的文章选拔为第一。之后,公孙弘被汉武帝召见,因为一表人才被任命为博士,后来又被擢升为左内史、御史大夫和丞相,还被封为平津侯,一路平步青云,成为文臣之首。

公孙弘的主要贡献,在于帮助汉武帝将“尊儒术”的政策落实。元朔五年(前124年),汉武帝颁布一道兴学的诏书:“盖闻导民以礼,风之以乐,今礼坏乐崩,朕甚闵焉。故详延天下方闻之士,咸荐诸朝。其令礼官劝学,讲议洽闻,举遗兴礼,以为天下先。太常其议予博士弟子,崇乡党之化,以厉贤材焉。”诏书中强调了制礼作乐的重要性,并命太常商议置博士弟子的事宜,希望地方崇尚教化,达到砥砺贤才的目的。于是,作为宰相的公孙弘,与太常官员一同拟定出五经博士设弟子员的措施:

一、遵循“三代之道”,以实现天下“教化”为务,先办好中央官学,而后推广于地方。

二、规定为博士官设置正式弟子五十人。由太常择民18岁以上、仪状端正者充任博士弟子,免除他们所担负的国家徭役赋税。

三、设“受业如弟子”的旁听生。由郡国、县道邑推荐“好文学,敬长上,肃政教,顺乡里,出入不悖”的优秀青年,经郡守、王相审查属实后送报太常,成为旁听生。旁听生没有定员。

四、定期的考核及任用制度。规定满一年后举行考试,如能通一经以上的,就补文学掌故缺,特别优秀的可以做郎中。才智下等及不能通一经者,令其退学。

汉武帝接受公孙弘的建议,在京师设太学,并选出5名最有学问的鸿儒做五经博士,50名最优秀的青年做博士弟子(太学生)。学生学习的课程为五经,考试通晓其中一艺者便授予下级咨询官吏之职,优秀者可充任皇帝侍从,更加优异者破格提拔。从建元年间兴太学、置“五经博士”,再到元光年的博士弟子制度,太学制度臻于完备。

与兴办太学相应的,地方、郡国也相继开设学校,设立学官,置学官弟子。《汉书‧循吏传》中说:“至武帝时,乃令天下郡国皆立学校官。”汉武帝在全国范围推广儒家教育,对儒学振兴同样起到重要作用。

由于博士是朝廷官员,博士弟子中的优秀者也可当官,经学就与政治和仕途产生紧密联系。在汉代朝廷中,许多名臣都是经学大师或博士弟子,出现《汉书‧儒林传》说的“公卿大夫士吏彬彬多文学之士矣”的盛况。这种学而优则仕的制度,吸引了天下读书人致力于研习经学,并以此作为取仕做官的途径。特别是之前提到的公孙弘,他以个人晚年拜相封侯的励志经历,引领了同时代文士的学经之风。《汉书‧儒林传》中说道:“公孙弘以治《春秋》为丞相,封侯,天下学士靡然乡风矣。”

随着经济的发展和国势的强大,西汉太学规模不断扩大,博士弟子在西汉时多至千人,东汉末年更增加到三万人。太学不仅为国家培养优秀的儒家学者和官吏,也为汉武帝的统一大业奠定了基础。通过兴太学、设置五经博士和博士弟子等政治举措,汉武帝成功地让儒学取代黄老之学,并成为中华王朝正统统治思想。儒学的这种主流地位延续到清朝都没有改变。

悉延百家

汉武帝实行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并不是文化上的专制,他非但没有排斥其它学说,更没有采取灭绝百家的极端措施,其“罢黜百家”仅仅是罢退诸子学官。在确立儒学为官方学术的前提下,汉武帝在文化、学术、思想领域中,实行的是“悉延百端之学”的策略。他的施政思想,不仅有王道,也就是儒家,还包含了霸道即法家、道家、阴阳家等等。其实儒家学说本身是包容性很强的思想,它的五经中的《易经》也是道家和阴阳家的经典,《书经》还是夏、商、周三朝的行政法典。

《史记‧龟策列传》描述为:“至今上即位,博开艺能之路,悉延百端之学,通一伎之士咸得自效。”汉武帝即位后,除了学官独用儒家,在其它方面都是广开艺能之路,全面招延百家学问,招揽精通某种技能的人才,各按所长,随才录用。有的能够侍奉左右,极尽君臣亲厚之意;有的甚至官至公卿,一展平生文武之才。比如前朝奉行黄老的老臣汲黯,在武帝时期仍受重用,历任荥阳令、中大夫、太守、都尉;著名的酷吏张汤,是法家代表,用法严峻却为官清廉,很受武帝宠信,历任太中大夫、廷尉、御史大夫;主父偃擅长纵横术,因为上书言事受到赏识,以平民身份封为郎中,一年内四次被破格升迁,官至中大夫。而在民间,汉武帝同样允许各类学派的活动。

显然,汉武帝尽管重视儒家学说,但却不拘泥于一家,而是为了其统一大业,选取诸家学说中有用之处为其所用。

项羽入驻咸阳后,火烧咸阳宫和秦始皇陵,造成了对中国文化的巨大破坏。图为清袁江的《阿房宫图屏》局部。(公有领域)
项羽入驻咸阳后,火烧咸阳宫和秦始皇陵,造成了对中国文化的巨大破坏。图为清袁江的《阿房宫图屏》局部。(公有领域)

搜集遗文

无论是尊儒还是悉延百家,都反映出汉武帝对文化学术开明、尊重的态度。举国的文化学术活动不仅没有因为尊儒而衰落,反而更加繁荣。而汉武帝对文化的又一大贡献,就是大规模地搜集前代典籍文章,并使之成为汉朝的一项文化工作。

楚汉战争时期,项羽入驻咸阳后,火烧咸阳宫和秦始皇陵,大火三月不灭。这场大火造成了对中国文化的巨大破坏,使秦始皇统一天下后辛苦建立起来的所有档案,以及先秦以来众多的文化典籍毁于一旦。“楚人一炬,可怜焦土”,秦以前的华夏典籍几乎都被付之一炬。汉初,朝廷开始搜集遗书,《汉书‧艺文志》载“大收篇籍,广开献书之路”,但是由于缺乏专门官员和具体可行的措施,搜寻的成果并不显着。到了汉武帝时,社会仍然存在“书缺简脱、礼坏乐崩”的问题,汉武帝也为此叹息“朕甚闵焉”!

汉武帝不满于汉初搜寻遗书的工作状况,在元朔五年的诏书中也提到了搜集经典文献的重要性:“其令礼官劝学,讲议洽闻,举遗兴礼,以为天下先。”(《汉书‧武帝纪》)“举遗”指的就是搜集古代遗文。为此,汉武帝展开了一系列措施:“于是建藏书之策,置写书之官,下及诸子传说,皆充秘府。”(《汉书‧艺文志》)他成立专门机构和官员,建造用来誊抄古书的竹简,把搜集到的诸子学说、礼乐经籍、诗词歌赋等天下文章,都收藏在国家图书馆中。《隋书‧经籍志》还记载,汉武帝曾下令,丞相、太史令、太常、博士官,都有搜寻天下书籍的责任。

在中央大力搜求遗失经典的同时,地方郡国也争相效仿。比较著名的当数河间献王刘德,据《汉书‧景十三王传》载,献王“从民得善书,必为好写与之,留其真,加金帛赐,以招之”。百姓贡献珍贵的书籍,献王就派人抄录副本,留存真本,并重赏献书者。因而当时的学者不远千里汇集到献王处,进献祖先留下的藏书,以至于献王一人的藏书量与整个汉朝相当。

还有一位鲁恭王刘余,曾拆毁孔子旧宅准备为自己扩建宫殿,却在墙壁中意外发现了《尚书》《礼记》《论语》等几十篇古籍。这些孔壁中的古书,和汉廷藏书相比,《礼记》多出39篇、《尚书》多出16篇,而且用古篆文写成,通称“古文经”;五经博士所用的经书,用汉隶书写成,世称“今文经”。古文经最后都进献给汉武帝,丰富了朝廷藏书,而经学领域中的古今文之争,也由此而来。

搜寻古代遗书的行动,由汉武帝大力倡导,成为贯穿大汉王朝的文化风尚。大量的古文献经发掘、整理、珍藏,重现人间,为汉代的经学、史学、文学、艺术等各文化领域的兴盛起到重要的推动作用。比如西汉的历史学家司马迁父子,正是得益于古文献的丰富,完成了“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的巨著《史记》。这也是搜集遗书的又一大文化贡献。(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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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李婧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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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按照司马迁的记录,汉武帝是“悉延百端之学”。而其施政思想中除了王道(儒家),还包含 霸道(法家)、道家、阴阳家等等。要知道,五经中的《易经》也是道家和阴阳家的经典,《书经》则是夏、商、周三朝的行政法典。显然,汉武帝尽管重视儒家学说,但却不拘泥于一家,而是为了其统一大业,选取诸家学说中有用之处为其所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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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历史上汉朝最鼎盛的时期是西汉武帝时,而当时的中国也是世界上最为强大的国家。史学上的“汉唐盛世”之说中的“汉”指的主要是汉武帝时期。此外,人们还常常把汉武帝和秦始皇相提并论,称为“秦皇汉武”,这是因为中国的中央集权制,虽是秦始皇创立,但却是由汉武帝巩固下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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