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找写诗的海盗、将领与僧侣 专访廖肇亨

作者:研之有物

廖肇亨自幼住在海边,如今泅泳在书海,感叹没什么时间去海边看海了。(张语辰/研之有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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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读过“海洋诗学”吗

宋朝之前的海洋诗人,没什么出海经验,对海洋充满神仙想像,甚至没想过会晕船。海洋贸易渐兴的宋元之后,诗人才开始尝试出海,并留下多元观点的海洋诗:从海盗写诗到僧人咏物,从世界秩序变动到风土人情记趣。中研院中国文哲研究所的廖肇亨研究员,十年来研究明清海洋诗,看见其中蕴含的深厚连结关系:自我、他者、与海洋。

从海盗开始——轻快与抑郁的海洋诗

廖肇亨研究海洋诗的契机,始于一场学术会议,中研院前院长李远哲在会上说,文哲所同仁能够找到海盗写的诗吗?“当时我有一点不服气”廖肇亨认为,中国古典文学什么题材都有,只是没有去找而已,后来果然被他找到,数量还不少。

初探鲜少人研究的海洋诗领域,廖肇亨的文章〈长岛怪沫、忠义渊薮、碧水长流——明清海洋诗学中的世界秩序〉中提及,前人研究多着重海洋史,而忽略海洋文学。其实中国古典文学有许多作品的重要场景都是海洋,如《镜花缘》、《斩蛟记》、《十洲记》等。另一方面,过往研究多以“海洋等于进步、大陆等同落后”的二元结构开展论述,廖肇亨试图从文学研究视角跳脱此种二分法,开创一系列海洋诗的研究。

廖肇亨说,像郑芝龙和郑成功原本也是海盗,后来被朝廷招安。他们写的诗就尝试向主流美学规范靠拢,但其他海盗写的诗也类似西方文学中的海盗形象,充满遐思想像,有金银财宝、美女和浪漫奇遇。

甚至也能找到明朝倭寇写的诗,诗风近似西方的海盗之歌,充满及时行乐和对异文化的憧憬想像,展现轻快的生命情调。

不过,中国古典文学作品的基本情调通常是悲伤、抑郁的,最大特色在于“哀愁之辞易好,欢愉之辞难工”。儒家传统也鼓励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廖肇亨笑说:“跟地藏王菩萨差不多,全世界都快乐,你才有资格快乐。”东西风格迥异,以此为始点,廖肇亨着手研究明清海洋诗的发展历程,与反省“海洋”之于东亚的意义。

传说中,蓬莱仙岛是求仙访药之处,充满神仙想像的海洋场景。(By Yuan Jiang (袁江). Active: 1680-1730. [Public domain], via Wikimedia Commons)

神仙想像、观海到……晕船

与西方荷马史诗题材不同,宋代之前的海洋诗场景几乎都是神仙想像,像是蓬莱仙岛、徐福率三千童男童女寻找长生不老药等。诗人描写的海洋只停留在想像或观看阶段,如唐代李德裕曾写在海边看到鲸鱼骨头的经验。

但是,宋代以前这些诗人几乎都没有真正的航海经验。

海洋贸易渐兴的宋元时期,诗人才开始尝试出海,真正有航海经验的诗人可从苏轼说起,其“九死南荒吾不恨,兹游奇绝冠平生”即为表达遭贬情意。苏轼之后则有陆游的〈航海〉、〈感惜〉等。

直至明清时期,有航海经验者的比例才大幅增加。“有经验和没经验的人差很多”,因为以往神仙想像都是美好的事情,廖肇亨打趣地说:“以前诗人根本不会想到坐船会晕、会遭遇海盗和传染病问题。”

明代嘉靖年间南倭北虏,边患严重。许多将领一手摇旗、一手挥墨,其中戚继光和俞大猷都著有可见其航海经验的诗作,如戚继光〈望阙台〉:“十载驱驰海色寒,孤臣于此忘宸銮。繁霜尽是心头血,洒向千峰秋夜丹”。到了清代,许多官员渡海来台,也留下不少诗作。当时广东地区人文兴盛,又和西方社会贸易往来,“海洋”遂成为创作的一部分,题材除了扬帆航海,还有不少接触外国人和异文化的经验。

海的文学深度:佛教研究与海洋诗的交会

航海经验使海洋诗更加丰富,从廖肇亨对海洋诗的分析与描绘看来,可见其题材广阔深厚,投射情感如粼粼海波,心细动人。不只因为他是基隆人,孕育海洋诗学的还有钻研更久的佛教研究。

广为流传的《佛国记》算是海洋史重要且具开创性的著作。东晋高僧法显到印度弘法时,走陆路到印度,回程搭船回中国,预计从广东上岸,却因遭遇暴风雨而驶往山东,也因此记录了许多海洋习俗。

宋元时期,僧人至日本弘法留下一些语录,但并不是诗文集。明末清初,东亚海上贸易盛行,黄檗宗僧人渡海至日本弘法,第一个上岸的地方是日本长崎。廖肇亨的〈琼浦曼陀罗─中国诗人在长崎〉写道,日本江户幕府开府后,长崎成为面对东亚的重要门户,与闽浙一带中国人往来频繁。中国诗人留下不少关于长崎的作品,题材从海商、弘法僧人到遗民、文人使节,无所不包,呈现航海与异文化交流经验,留下不少第一手的风土人情纪录。

谈及海洋、佛教、文学交会的代表诗作,廖肇亨说,描写中国浙江普陀山的汉诗可以说是最好例子。在〈圣境与生死流转:日本五山汉诗中普陀山文化意象的嬗变〉一文中,廖肇亨提及禅僧曾写“……普门境界物皆含,情与无情胜及凡,刹刹尔兮念念尔,海潮声打白华岩”等引用佛教典籍的内容,同文也提及龙、蚌、鳖等海洋意象。

海洋既是普陀的地景实写,也是超凡入圣的门径,更是山岳与海洋信仰的交会。

视野跳脱中国,从僧人纪录的交流史也可见,日本到中国求法或使者几乎都是僧人。因为其知识结构为佛教体系,因此包括语言、隐喻、象征等多引据佛典。廖肇亨认为,佛教与海洋扮演东亚交流的角色,以交流史层面而言,比儒学重要得多。

佛教和海洋更深的一层关系是,佛教的本质是整体和个体彼此连动,由个体构成整体,可是整体中还是有个体差异,佛教称此为“一多相即”。廖肇亨补充说明,佛教虽有普遍化的一面,但是在中国、日本、印度都展现出不同的面貌,而佛教强调普遍真理时,特别喜欢用“海”做比喻,例如提到海有八德、十德。

海洋诗研究的微小化:从宏伟叙事到物质文化

佛教研究与海洋诗确有交集,但仍无法海纳百川。

廖肇亨说道:“因为海洋诗有世俗的一面”,例如海战、与海相关的物品。近几年他从博物学角度分析海洋诗中的“物”。如清朝琉球册封副使徐葆光出使至琉球的异国见闻,其诗文合集《奉使琉球诗》中透过大量的神仙意象语汇咏物,包括自鸣钟、望远镜、罗针盘、寄居蟹、龙涎香等,描绘出异国丰富的社会文化意涵(注一)。

物质文化成为廖肇亨近期的研究取向,他说阅读丰富的文本材料后会发现海洋诗充满有趣的小事情,因此未必一定要在宏伟叙事框架中谈政治、外交之类冠冕堂皇的主题。不过,他也一再强调“一多相即”的概念:“没有整体的关照,不会发现细微小物的价值”。

无论是宏伟叙事或物质文化,在海洋诗学研究中,廖肇亨其实是想找出很重要,但被遗忘的东西。(iStock)

刚开始研究海洋诗时,曾被质疑中国古典文学到底有没有海洋文学?廖肇亨说,已经很多人研究海洋文化史,但以学术史而言,他试图找出过往被忽略的海洋诗作品,并安置在特别的脉络进行文本解读,例如政治秩序、反省海洋与现代性论述的合理性。

如清代王善宗《台湾八景》诗写:“巍峨台榭筑边城,碧海波流水有声。济济登临供啸傲,沧海喜见一澄清”。廖肇亨解释,此诗形容“海不扬波”,写景外也隐喻清朝一统海疆后,进入安定的新世界秩序。

将海洋诗安置在特别的脉络解读,用意在于,让非中文系的人发现传统文学也很好玩,例如他也分析日常生活主题的文本。比如探究谁是第一个看到富士山的人,或是从渡日华僧高泉性潡作品中,分析比丘泡温泉与佛家修行的关系(注二)。例如,高泉禅师远渡重洋至江户时代日本各地的温泉街,曾对日式蒸气浴室加以题咏:“水能洗垢水亦垢,水垢双除更一尘”。其中的洗垢与药师信仰相结合,也是红尘俗世间畅快愉悦的瞬间。

海洋诗研究如海,漫无边界,从宗教、政治外交、博物学等不同角度都能谈。但是,廖肇亨的文章凸显一个重要的部分:“他者”。因为他认为不论战争、贸易或生活小事,都牵涉到他者的脉络,有时候是异质性的他者、有时是内部的他者。所以,他说海洋诗研究不是自足自存的个体,而是与其他人事物有互动、互相观看。

走出去的海洋思维:沟通的管道,而非壁垒

访谈尾声,视野拉高至福卫五号的视角,说起台湾与海洋的关系。廖肇亨认为:

海洋就是我们生活的处境,不应该是阻绝的壁垒,而是对外沟通的起点和管道。

传统上,海洋有二种界线说法,一种是疆界,另一种是起点。然而,廖肇亨认为,海洋不应该是疆界终点,中国文学应该从海洋出发,连结其他国家、激发文化对话。过去常提及西洋事物进到中国,似乎中国闭关自守,但其实不然。宋代海洋贸易兴盛,明代虽有海禁,但也有郑和下西洋。异文化接触议题很复杂,“但研究海洋文学,比较侧重走出去的部分”,而非外来文化进来的影响。

他补充,中国古典文学还有很多可能,至少能跟日本、韩国、越南有某种程度共通的知识结构和对话关系。另外,从文化交流史角度来看,二十年前大家喜欢谈影响和接受,现在比较倾向谈“异同”之间的关系。所以,应该要摆脱以中国为中心的想法,建立更广阔多元的视角跟心胸。

从海盗写诗谈到使节写物、从僧人岀使到和尚泡温泉,访谈早已脱离狭义海洋的范畴,但是谈及的作品其实与海洋都脱离不了关系。明清海洋诗研究传达的是走出去、连结世界的思维,更是廖肇亨从文学角度,重新思考海岛人民与海洋关系的一段新航程。

──转自中央研究院《研之有物》(本文限网站刊登)

责任编辑:杨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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