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ite logo: ept.kan.center

中共建政后为什么还要血腥土改(一)

朝鲜战争锣鼓掩盖下的暴力土改

作者:古玉文

中共的土改运动场面。(网络图片)

人气: 1225
【字号】    
   标签: tags: , , ,

【大纪元2018年06月25日讯】编者按:古今中外,任何具备人类正常政治生态的政权组织,全面夺取政权后都会选择休养生息、安抚民心。然而,中共却反其道而行之,建政初期百废待兴时便发动朝鲜战争,帮助金日成侵略韩国,在朝鲜战场上中国士兵阵亡近百万。国内,中共借着战争的鼓噪,发动血腥土改运动,运动中酷刑致死、枪毙的地主约200万人左右。土改在杀戮中获得的资源继续用于战场上的杀戮。

正如《共产主义的终极目的》所揭示的:“说起共产党,人们最重要的印象就是一个字:杀。共产党的杀,大多发生在和平时期,至少也是在自己占领的地盘上。”

*****

1950年6月6日,毛泽东在中共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上说:“有了土地革命这个胜利,才有了打倒蒋介石的胜利。今年秋天,我们就要在约有三亿一千万人口这样广大的地区开始土地改革,推翻整个地主阶级。”[1]

6月30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颁布,一场貌似“耕者有其田”、“均贫富”的土地改革运动在新“解放区”拉开了帷幕。

中共建政之初,西南要“剿匪”,西边要解决西藏,南面要打海南,东南要进攻台湾,战争消耗巨大。毛泽东把土改看成是“获得财政经济情况根本好转的三个条件之一”[2]。

6月25日凌晨4时40分,土改号角响起的五天前,金日成在苏共和中共的支持下,悍然发动侵韩战争,一举南下进占春山、开城等地,三天之内占领了韩国首都汉城。

6月27日,联合国安理会通过83号决议,派遣16国组成的联合国军参战。9月15日凌晨,联合国军队在美国麦克阿瑟将军的指挥下,于韩国仁川登陆。10月19日,毛泽东出兵45万卷入战争,中共宣称“抗美援朝、保家卫国”。

1951年,联合国大会通过第498号决议,认定中共介入朝鲜战争是“侵略行为”。

朝鲜战争使“和平”土改急速转向暴力

朝鲜战争前的土改运动,相对1949年前中共占领区的土改要和平一些。广东和江西等土改试点地区,对地主和平分田,没有挖浮财算细帐,有些地方还给地主留有口粮和房屋,没有将他们扫地出门,有些地方三个月只处决了一个恶霸。

早在1949年12月14日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对建政后的土改就进行过“吹风”,强调要谨慎,因为是在与资产阶级合作的条件下进行的,和过去战争年代与资产阶级隔绝的状态下是不一样的。1950年3月,毛泽东在一通关于对富农策略问题的电文中说:“过去北方土改是在战争中进行的,战争空气掩盖了土改空气,现在基本上无战争,土改就显得特别突出,给予社会的震动特别显得重大,地主叫唤的声音将特别显得尖锐。”[3]

刘少奇在1950年的全国政协会议上所作的《关于土地改革问题的报告》中,也谈到这个问题:“现在的形势已经与过去根本不同。人民革命战争在大陆上已基本结束,蒋介石匪帮的最后灭亡已经毫无疑问,要求农民出兵役、出义务劳动这两项巨大任务已经没有了,出公粮一项任务也比过去减少一些了。……打台湾还是一项重大任务,但人民解放军已有足够力量去担负。”[4]

可是,朝鲜战事一起,为了战胜“美帝国主义”,中共又启动了土改的“战争模式”。战争对于资源的极大汲取,直接诱发土改由平和迅速转向暴力,动员农民参军参战、出力出粮,支持“抗美援朝”、巩固红色政权。这就如同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共为支撑即将到来的大规模内战,土地政策由减租减息、交租交息急转为暴力土改一样。

1950年11月,毛泽东全力督促广东、广西、福建等省区立即开展全面的土改斗争。

“抗美援朝很有好处”,暴力土改就好搞了

各地急剧展开了暴风骤雨般的“斗争土改”。据江西地方党史记载,抚州分区1792名斗争对象中,510余人被吊打,干部亲自打人。地主自杀现象严重,全省短时间内逼死地主达800人。“在1950年冬至1951年春的土改中,仅两个月间全省处决3,000多人,判处徒刑3,000多人,扣押几千人,总计处决、判刑及在押达1万人以上。”[5]

中共华东局土改迅速诉诸野蛮暴力,开始乱抓、乱斗、乱打。苏南区仅斗争会上就打死了几十人,293人自杀;无锡县有872人遭强迫下跪、冻、乱打;奉贤县被斗的几百人中,每个人都遭受各种体罚,强迫下跪、棒打、吊打、剥光衣服;宜兴县把猫放入地主衣服里乱咬,剪掉妇女头发眉毛;常熟县还发生了割掉妇女乳头的惨案。

四川省营山县,土改干部林成云在斗争大会上用刀割断地主脖子,众目睽睽下当场行凶。被划地主多达3760户,261人被逼自杀;双流县,1951年仅1月、2月两个月间就枪毙497人,自杀141人;郫县,枪毙562人,222人自杀;有些农民得知被划为地主后绝望自杀;有的害怕被斗,拉到斗争会场后直接撞柱自杀。

全国乱打滥杀现象已经不可遏止,尽管这样,毛泽东还批评广东土改不力,像乌龟。1952年春夏,毛泽东派陶铸在广东推行恶性暴力土改。各地各种酷刑齐上阵,打、吊、焗烟、灌水、用木棍自胸至腹碾出大便、用小蛇、大蚂蚁塞地主裤裆,还有吊乳头、熏烟火、坐水牢、睡勒床、点天灯、假枪毙等等。[6]一大批对地主不够狠或被认为历史有问题的土改干部受到迫害、处分,约5.2%的土改队队员遭清洗或处死。大批华侨被打成地主、富农,许多人被剥夺了财产。1991年,光退回的土改没收侨居就高达1700万平方米,动用国库几亿元。

每个乡要定出杀多少个地主的计划,审批死刑权下放到区一级,对判死刑的地主,只要穷苦农民敢于揭发,不需查证,便可作为判处死刑的证据。据一位当年在乡土改队做副队长的侨胞回忆:“那时,上头一层层开放杀地主的绿灯,各乡、各村的土改队长、组长便都照着去做,生怕完不成杀人定额,犯右倾了,被处分。”全省不算被镇压的,光是自杀就死了17,000人之多。恩平一县因重划阶级就多划了地主1039户,错划率近三分之一。

《带刺的红玫瑰——古大存沉冤录》一书(作者杨立,前广东省副省长)记载,1953年春,粤西地区只一个月出头自杀者竟高达805人。广东省在土改运动中,因“村村见血”方针而无辜被杀的人数,估计在数十万之间。

战争模式下的土改,连妇孺都难逃一劫。一位作者在一篇网文里这样写道:“到了1950年,乡下的局势越来越紧,……我妈妈立即带上我从家里走,但在火车站便被民兵追了回来,关进了牢里。这个‘牢’其实就是民兵占据的我家住宅。我妈妈遭受了民兵们百般的凌辱和拷打,可能是她不堪蹂躏,决意自杀,但又怕我这么小留在世上受苦,便用一把筷子插进我嘴里想把我先杀死然后自己再死。这情景被送饭的一个堂奶奶看见了,立即冲进牢房里把我抢了出来交给了我奶奶……第二天她便悬梁自尽了。死时才22岁。”[7]

如此残酷的暴力土改,刘少奇却说:“抗美援朝很有好处,使我们的很多事情都好办(如搞土改、订爱国公约、搞生产竞赛、镇反等)。因为抗美援朝的锣鼓响起来,响得很厉害,土改的锣鼓、镇反的锣鼓就不大听见了,就好搞了。”“如果没有抗美援朝的锣鼓响得那么厉害,那么土改(和镇反)的锣鼓就不得了了。这里打死一个地主,那里也打了一个,到处闹……很多事情不好办。”[8]

中共参与朝鲜战争,使全国大部分地区提前到1952年底完成土改,比毛泽东原来的计划提前了二三年。

血腥土改为战争输血

土地改革的最直接目的,其实早在内战期间,毛泽东就一语道破:“如能在一万万几千万人口中解决了土地问题,即可长期支持斗争,不觉疲倦。”[9]

而对于为什么一定要搞流血土改,刘少奇在晋绥土改时曾提出,土改要搞死一些人,负担重些,农民也甘心,扩兵也容易。

农民不会为了几亩地、一点地主浮财就跟着共产党拚命,但如果手上沾了地主的血,怕地主报复,为了保卫“胜利果实”,就只有跟着共产党走了。因此,一定要搞流血土改,这个思路一直延续到1949年中共建政后。

学者秦晖提出了一个“投名状”的观点,“一个4075人的村子,斗争中打死了25人,其中只有2个人是地主、4个人是富农,其中有10个叫做恶霸中农,有9个叫恶霸贫农,全村被斗争的户达到332户,被斗争1201人,斗争中的积极分子862人,其中真积极分子271人。在打死5条人命后,这些半积极、假积极的人都交了投名状,最后不得不变得真积极起来了。”[10]被中共选中的所谓土改积极分子只是少数痞子、二流子和赤贫户,更多的是在恐怖气氛中被胁迫的农民。

另一方面,中共用分得好土地、各种物质利益来诱惑青年参军。在“保家卫国”的参军仪式上,青年们戴上大红花,政府出具书面证明许诺参军者可以享受各类优惠政策。除此之外,还利用妇女动员说服壮男参军。山东莒南地区成立“妇救会”识字班,妇女在参军大会上跳舞献花,说“谁参军,就嫁给谁”,结果有二十多个青年跳上主席台参军。

东北地区则流传着这样一个被征兵的故事:“妇救会的女人们早就把南北大炕烧得火热。二十多名青壮小伙子,分别坐在热炕上。蒋大杆坐在屋中央八仙桌边,屋外是扎枪队……谁也不言语。十分钟、二十分钟、三十分钟、半天过去了,屋内静悄悄。蒋大杆急了:‘还不好意思报名呢,这好办,只要动一动弹,就算报名参军了!’虽说是三九天,屋子热得像蒸笼,炕上像火锅底,小伙子们脸上流汗了,坐不住了。王山想换半个屁股,蒋大杆看见了:‘王山觉悟高,第一个报名了。’两个民兵把王山拉下炕。这一拉碰了张五,张五也被拉下炕。不到两小时,炕上二十几名小伙子一个个被拉下炕。”[11]

土改暴力分田地,半推半就大红花,被人戏称为“胡萝卜+大红花”征兵模式。

在“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歌声对鼓动下,十五六岁到二十岁之间的青少年成为参军的主力,他们被敲锣打鼓地欢送去了朝鲜战场。各地数以十万计的农民、铁路员工、汽车司机和医务人员被送到朝鲜前线担任战地勤务工、运输工和战地医院护工。

这些从运动中走向战场的青年,根本没有经过军事训练,且武器配备极差。被誉为“百战将军”的韩国陆军中将蔡命新回忆,中共士兵往往是一条枪后面跟着十个人,前面的倒下,后面的再拿起枪,靠人墙堵枪眼,这就是中共的人海战术。面对美国40倍强的炮火和绝对优势的空中力量,他们很快就充当了中共人海战术的炮灰。有的新兵连还没到前线就全部报销了。

除了参军当兵,农民还要响应中共号召出力出粮、捐钱捐物。朝鲜战争开战后不到半年,以郭沫若为主席的抗美援朝总会收到全国人民的捐款可购战斗机3710架,收到77万多个慰问袋、慰问品126万多件,这其中包括“翻身做主”了的农民的“贡献”。源源不断的人力、物力、财力被中共不断填入朝鲜战场的无底洞。

煽动仇恨 洗脑“爱国”教育 为侵略漂白

看得见摸得着的物质利益之外,要想煽起农民的“阶级仇恨”,让农民跟着共产党走,还要进行精心的宣传引导。土改的阶级斗争和仇美宣传被中共“完美”地结合在一起。

1950年10月,中共发布《中共中央关于时事宣传的指示》:“坚决消灭亲美的反动思想和恐美的错误心理,普遍养成对美帝国主义的仇视鄙视蔑视的态度。”[12]

在农村,农民对美国本没有什么概念,中共深知农民仇恨日本人,就引导农民诉苦,由仇日仇蒋到仇美。欺骗农民说美帝国主义在朝鲜实行日本式的“新三光政策”,“天下帝国主义都吃人”,宣传美帝“正在走着日本的老路”,最后引导为,美帝是日本和老蒋的后台老板。一切苦难与罪恶“元凶祸主仍是当前的大敌美帝国主义”。[13]

当时《文汇报》上的一首诗歌,与其说是诗,不如说是无理智的咆哮:“是谁欠我们的旧账未清,又加上一笔新的血债?疯狂的飞机侵犯我们领土,血腥的魔爪伸向我们东北!是谁?是谁?是谁?——是美帝国主义侵略者!美国鬼!美国鬼!美国鬼!谁喝朝鲜人的血?谁喝中国人的血?谁喝世界人民的血?谁喝美国人自己的血?是谁?是谁?是谁?——是美帝国主义侵略者!”[14]

“抗美援朝”运动宣传中还有一个让今天的人们啼笑皆非的典型手法,就是让人们看地图培植仇美情绪,指着地图说美国离朝鲜那么远,朝鲜又那么小,不值得打,很显然的,就是因为朝鲜与中国接壤,占了朝鲜,就好打中国。

在大规模的反复高压洗脑中,“美帝”自然成为了邪恶的化身,中共的侵略变成了号召民众同仇敌忾的正义之举了。这个手法和1949年前的土改中,煽动民众对地主、国民党的仇恨,将抗战领袖蒋介石丑化成“封建地主的后台”、“美帝的走狗”一样。

结语:没有赢家,只有红祸

土改前,中共向农民许诺:耕者有其田。在血腥惨烈的土改运动“胜利”后不到两年,中共便以互助合作化、人民公社运动的方式将土地收归“国有”,巧取豪夺拿走了农民分得的“胜利果实”,而这只不过是社会主义革命的策略、步骤之一。被鼓吹“翻身做主”的农民,仍然一无所有,却彻底沦为人民公社的“农奴”,在随后到来的三年大饥荒中饿死三千多万。

中国农民,至今依然是中国社会最贫困、最底层、最弱势的人群。#

资料来源:

[1]毛泽东:《不要四面出击》,《毛泽东选集》第五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第21页
[2]毛泽东:《为争取国家财政经济状况的基本好转而斗争》,《毛泽东选集》第五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第18页
[3]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一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第102页
[4]刘少奇:《关于土地革命问题的报告》,《刘少奇选集》(下),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39页
[5]中共江西省委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江西土地改革》,中共中央文献出版社,1994年
[6]杨奎松:《新中国土改背景下的地主富农问题》,《南方都市报》
[7]谷子高粱:《一个地主孙的血泪成长史》,共识网,2014年09月27日
[8]杨奎松:《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史研究》,江西人民出版社,2009年
[9]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下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87页
[10]秦晖:《暴力搞土改是逼农民纳“投名状”》,《文史参考》,2012年第8期(4月下)
[11]李兴濂:《一个东北小村的土改》,博客网,2010年3月27日
[12]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大学党史党建政工教研室编:《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第19册,1986年,第211页
[13]侯松涛:《诉苦与动员:抗美援朝运动中的诉苦运动》,《党史研究与教学》期刊,2012年第5期
[14]马凡陀:《美国杀人犯》,文汇报,1950年11月29日

责任编辑:李天琦

评论
2018-06-25 10:09 PM
Copyright© 2000 - 2016   大纪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