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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产主义黑皮书》第一部分 苏联的暴力、镇压和恐怖(38)

《共产主义黑皮书》:镇压宗教

作者:尼古拉‧韦尔特(Nicolas Werth)

大纪元获得授权翻译、发行《共产主义黑皮书》中文版。(大纪元制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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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纪元2018年05月01日讯】(编者按:《共产主义黑皮书》依据原始档案资料,系统地详述了共产主义在世界各地制造的“罪行、恐怖和镇压”。本书1997年在法国首度出版后,震撼欧美,被誉为是对“一个世纪以来共产主义专制的真正里程碑式的总结”。大纪元和博大出版社获得本书原著出版方签约授权,翻译和发行中文全译本。大纪元网站率先连载,以飨读者。文章标题为编者所加。)

在“社会主义新社会”被剥夺公民权的其它社会类别中,神职人员的遭遇尤其糟糕。1929年和1930年的显著标志是,这个苏维埃国家对教会发起第二次大型攻势,跟进了1918年至1922年的袭击。上世纪20年代末,一些高级教士反对向苏联政权宣誓效忠。接替吉洪担任教会元首的谢尔盖大主教(Metropolitan Sergei)已宣布效忠。尽管如此,东正教会在苏联社会依然是一支重要力量。在1914年活跃的54,692座教堂中,1929年初仍有约39,000座在举行宗教仪式。“激进无神论者联盟”(成立于1925年)主席雅麦利安.亚罗斯拉夫斯基(Yemelyan Yaroslavsky)承认,在1.3亿总人口中,真正与宗教决裂的不足1000万人。

1929年至1930年的反宗教攻势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始于1929年春夏季,以重新推行并强化1918年至1922年的反宗教立法为标志。1929年4月8日,颁布了一项重要法令,加强地方当局对教区生活的控制,以此对宗教社团的活动施加新的限制。此后,任何“不止是满足宗教愿望”的活动,都要受到法律的约束。值得注意的是,刑法典令人恐惧的第58条第10款规定,“任何利用群众的宗教偏见……来破坏国家稳定的行为”,都要被处以“最低3年徒刑,最高死刑”。1929年8月26日,政府创立新的每周5天工作制──5天工作,一天休息,这使得不可能把周日作为安息日来过。(译者注:苏联当时的历法废除了7天一周,改为6天一周,不设星期日。)刻意采取这项措施,是为了“推进消灭宗教的斗争”。

这些法令不过是反宗教运动第二阶段的序幕。此阶段要大得多。1929年10月,所有教堂的钟都被下令没收,因为“钟声干扰了城乡绝大多数无神论者和平的权利”。任何与教会密切相关的人,都像富农那样被对待,并被迫支付特别税。从1928年到1930年,宗教领导人缴纳的税款增加了10倍。这些领导人被剥夺了公民权利,这意味着他们失去了自己的配给卡和医疗保健权利。许多人被逮捕、流放或驱逐。据不完整记录,1930年有13,000多名神父被“去富农化”。在很多村庄和城镇,集体化是以教堂关闭象征性地开始的;去富农化则是以除去当地宗教领袖开始的。耐人寻味的是,1930年近14%的暴动和农民起义,都是由关闭教堂或挪走钟而引发的。反宗教运动在1929~30年的冬季达到了顶峰;到1930年3月1日,已有6,715座教堂被关闭或摧毁。在1930年3月2日斯大林的知名文章《胜利冲昏头脑》发表之后,中央委员会的一份决议愤世嫉俗地谴责“在反对宗教偏见的斗争中不能容许的偏差,特别是未经当地居民同意,用行政手段关闭教堂”。这一正式谴责,对以宗教理由被放逐的人的命运,并未产生任何影响。

在接下来的几年里,这些对教会的巨大攻势,变成了每日以行政手段对神父和宗教组织的骚扰。地方当局随意解释1929年4月8日政府法令的68条,且就关闭教堂而言,大大超出其授权范围,并以一系列理由继续其游击战:有问题的建筑“条件不卫生或太老旧”、“未付保险”、对宗教团体成员强加的无数捐款未缴税等等。被剥夺了公民权利和教学的权利,且没有可能从事其它有薪工作,这种地位让他们任意被划为“靠不劳而获的工资生活的寄生分子”。因此,很多神父别无选择,只得四处漂泊,在社会边缘过着一种隐秘生活。尽管谢尔盖大主教宣誓效忠于苏联政权,但教会内部从此产生分裂,特别是在沃罗涅日和坦波夫两省。

沃罗涅日主教阿列克谢.布伊(Aleksei Bui),因不懈地反对教会与政权之间的任何妥协,于1929年被捕。其追随者们建立了自己的自治教会──“真正的东正教会”。该教会有流浪神父作为自己的神职人员。他们此前被逐出了由牧首领导的教会。这个“沙漠教会”没有自己的建筑。信徒们总是聚在许多地方祈祷,比如私人住所、隐居处,甚至洞穴。这些“真正的东正教基督徒”(他们也这样称呼自己),遭到特别严重的迫害。其中数千人被逮捕,并作为“特殊移民”流放,或干脆送往集中营。尽管如1937年人口普查所显示的,70%的成年人继续认为自己有宗教信仰,但面对当局的持续压力,东正教会亲身见证了其追随者数量的明显下滑。1936年4月1日,苏联仅15,835座东正教教堂(占革命前总数的28%)、4,830座清真寺(占革命前数字的32%)以及数十座天主教和新教教堂仍在使用。登记的神父数量仅为17,857人,而1914年则为112,629人、1928年为7万人。用官方的话来说,神职人员已成为“一个垂死阶级的残骸”。

富农、资产阶级专业人员和神职人员,并非20世纪30年代初恐怖的唯一受害者。1930年1月,当局发起了一场规模巨大的运动,“驱逐所有的企业家”。该行动尤其针对店主、手艺人和自由职业者。他们共有近150万人,于新经济政策下在微不足道的私营部门工作。这些小企业主的平均营运资金不超过1,000卢布。他们中98%的人没有一个雇员。尽管如此,他们的税收还是上涨了10倍,且财物也被没收,被迫离开这一行业。作为“社会不良分子”、“社会不必要”或“外来分子”,他们被剥夺权利,正如“贵族”、“有产阶级成员和旧沙皇国家机器成员”这群迥然不同的人一样。1930年12月12日的一项法令提到30多种不同类别的被剥夺公民权利者(lishentsy),包括“前地主”、“前店主”、“前贵族”、“前警察”、“沙皇时代公务员”、“前富农”、“前私人企业雇员或所有者”、“前白军军官”、前神父、前修士、前修女和“前政党成员”。对被剥夺公民权利者的歧视,需要剥夺他们的投票权、住房权、医疗保健权和配给卡。1932年,这些人连同其家人,总计约700万人。1933年和1934年,随着“护照化”的开始,这些措施也变得更加严厉,旨在清除城里的“社会不良分子”。

农村的强制集体化和加速工业化计划,通过摧毁社会结构和传统的农村生活方式,促使大量农民向城镇迁移。以农民为主的俄国(Peasant Russia)充满了流浪者(Rusbrodyashchaya)。从1928年末到1932年末,苏联的城市被大批涌入的农民所淹没。据官方估计有1200万人。他们当时正逃离集体化和去富农化。仅莫斯科和列宁格勒两地的周边地区,就因逾350万移民涌入而膨胀。这些人中,有众多富有创业精神的农民。他们宁愿逃离他们的村庄,甚至以被划为富农为代价,也不愿进入集体农场。1930年至1931年,大型公共工程项目不大费力地吸纳了这些农民。但在1932年,当局开始担心这种大规模而不受控制的流浪人口流动。这种流动可能破坏城市地区的稳定。他们的存在也可能危及自1929年以来精心构建的配给制度。要求获得配给卡者,从1929年的2600万人增至1932年末的近4000万人。移民们常常迫使当局把工厂变成巨大的难民营。渐渐地,这些移民被认为是造成越来越多负面现象的原因,诸如旷工、工作中的纪律过失、流氓行为、工作质量低下、酗酒和犯罪行为等,这些都对工业生产造成长期的不稳定效应。

为了对抗这个stikhia──一个用来描述自然灾害、无政府状态或任何一种混乱的概括性称呼,当局于1932年10月颁布了一系列镇压措施,从苛刻的新雇用法到对“社会外来分子”的清洗,一应俱全。1932年11月15日的法律,以立即解雇、没收配给卡甚至驱逐,来严惩旷工行为。它坚称其意图是揭穿“冒牌工人”。1932年12月4日的法令,让雇主对发放配给卡负责,目的主要在于清除所有的“死灵魂”(译者注:比喻冗赘人员)和“寄生虫”。他们被不当地纳入一些不大严格控制的城市配给名单。#

译者:言纯均,责任编辑:张宪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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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05-09 10:36 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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