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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丽明:文革中的“特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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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纪元2018年03月08日讯】

我有个朋友,精通俄语,文革前前苏联有人来内蒙古访问,因为缺少翻译,拉他去临时救场。就因为这一次翻译,他被打成了“苏修特务”,文革中受尽摧残,因不堪忍受,畏“罪”自杀。

活该那天他话多,他五十年代曾在莫斯科动力学院读书,会议之余,他向苏联的同志打听起该校的情况,并拜托他们回去向老师们问好。他后来非常后悔自己一时兴起多嘴,忘记了言多必失的古训。

刘总是五十年代初被选派留苏的大学生。1957年11月17日,毛泽东出访苏联,在苏的全体中国留学生接到通知,说毛要在当天上午九点在莫斯科大学礼堂接见留苏学生,让他们几千人集中等候。可是学生们一直等到下午6点,夜幕已经降临,毛才姗姗来迟。心直口快的刘总在日记中写道:“说来又不来,他一个人只一个小时,而我们几千个留学生每个人就等了几个小时,总计耽误了几千个小时。作为领袖还是应该有点时间观念,应该讲点信用……”在接见中,毛有一段著名的讲话:“你们年轻人……好像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未来是属于你们的。”

想不到后来中苏交恶,文革中清查“苏修特务”,这个被毛泽东誉为“早晨八点钟的太阳”的年轻人被列为重点清查对象,在家中抄出了那本日记。结果属于他的未来,只是一颗冰冷的子弹。

文革时,内蒙古地方病研究所,有个“日本特务”,姓什么我记不清楚了,只听说他是东京帝国大学医学院的高材生,抗战后回国。他的妻子是日本人,不知什么原因没有一同回来。因为没有离异,他在国内一直独身,中日没有建交,他也无法去日本探亲,过着无望、凄苦的日子。“建国”后,就因为他有个日本妻子,一直说他里通外国,历次运动他也解释不清。文革来了,他又被打成了“日本特务”,天天被批斗,日日被毒打。

1972年9月29日,中日两国政府发表联合声明,结束两国之间的不正常状态,建立了外交关系。但他在1971年就被折磨死了,终于没有等到这一天。

1973年,他的儿子和女儿来中国领取他的骨灰,我永远无法忘记那两个青年怀抱父亲的骨灰盒离去时悲戚的目光。

文革初,毛泽东下令全国“停课闹革命”,电建公司老张的小儿子无所事事,唯玩耍而已。一天,孩子在垃圾箱里捡到一个机器匣子,觉得好玩,就拿回家来。当晚,老张下班回来看到那个机器匣子,认出是一台老式收音机。第二天就把收音机送给了公司的军管会。

军管会发现这台破收音机有“USA”字样,于是责令“群专”组织通报追查。消息一出,马上有人出头检举:这台收音机是土建工地一个“老右派”的。

“老右派”立即被抓了起来,他说收音机是他过去在国民政府工作时,一个美国朋友送的。一直用着,近来有些零件烧坏了,没有备件更换,只好扔掉。军代表和“群专”组织却不认为这是真的,他们以高度的“阶级斗争”觉悟推断:这台收音机可能是伪装电台,“老右派”一定与美帝国主义还有更深的联系,说不定还是美国特务机关安插的卧底!

于是“老右派“被断然地安上了“美蒋特务分子”的罪名,关进“牛棚”,继续接受审查。1968年“清理阶级队伍”中,他被抓进“群众专政指挥部”,上老虎凳、灌石灰水,整得死去活来。逼迫他交代与之联系的“美国特务组织”、招认“里通外国”的罪行,不交代、不招认就继续刑讯逼供。1969年,他因实在不堪忍受,上吊自杀了。

1975年,学校组织我们去土左旗进行社会主义教育活动,我的房东老汉1960年去外蒙古种过菜,属于国家组织的劳务输出。他没文化,在那里呆了好几年,后来回来赶上了文革,就被打成了“苏修特务”。他感到好冤枉,他不但不懂俄语,没见过苏联人,就连蒙古人也很少接触,只是经年累月地埋倒头种菜。不知何故,竟然也给他戴上了特务的帽子。

那个老汉姓罗,是个汉族。说是老汉,其实当年也就四十来岁,只因经年在地里劳作,面相显老。据说,他去外蒙务农几年攒下几个钱,回村就盖起三间大正房。青砖漫地、红瓦覆顶,炕围子油画的非常艳丽。那时,大队书记也想盖房,钱有点不凑手,找他来借,只因他盖房已把钱花得精光,拿不出手,从此与大队书记结下梁子。文革来了,风声鹤唳、草木皆兵,“地富反坏右”都被揪出来批斗,他也被顺势揪出来整肃。

罗老汉被当成特务抓出来,还有一个原因,就是他家有个镜框,里面镶著许多他在外蒙时的照片。其中有一张,他穿一件白色的衬衣,下摆扎在裤腰里。两手卡腰,胳膊上还搭著一件蓝色的上衣。背景辽阔,十分神气。那时,土旗农村还没有人把上衣扎进裤腰里的,一是因为村民很少有皮带,一般都是棉布裤带;再者,村民也不穿西式衬衫,都是自己缝的中式布扣对襟上衣,扎进裤腰十分难看。

斗他的人问:“照片在哪照的?”他说:“外蒙。”

“外蒙哪?”

“地方说给你们也闹不机密,反正往我身后坐火车,一天就到苏联了。”

他说身后是苏联,人家便认定他是苏联特务。开批斗会的时候,他嘴硬,说:“我不是特务。”斗他的人说:“你到过苏联,还不是特务?”

“我没到过苏联。”

“你说过坐火车一天就到了苏联。”

“我说是坐火车到苏联需要一天时间。”

“你连时间都算好了,还不是想往苏联跑?”

“那是列车时刻表上说的。”

无论他怎样辩解,人家还是坚定地把他当成了特务,一个村子一个村子地游斗。

后来,他终于熬过来了,老婆却因此事惊吓而亡。那天派饭到他家,饭后,他端坐在炕头不停地抽旱烟,和我们说起此事长吁短叹。他和儿子儿媳在一起生活,孩子们对他还算孝顺。

文革时,得胜堡来了几个收尿硝的人,是福建人。他们拿着大口袋,五毛钱一斤收购厕所里经过长年积淀起来的黄白色尿硝。他们说是福建一家炮场的,收购的尿硝用来制造鞭炮。雁北生活苦,一年到头就靠烂腌菜下饭。早上稀粥炒面烂腌菜;中午蓧面山药烂腌菜;晚上炒块垒烂腌菜。南蛮子吃不惯烂腌菜,也吃不惯蓧面山药蛋,其中一个年轻一点的问:“你们一年到头就吃这个?”

都说:“是的。”

那个年轻人两只手伸出来,做出在游泳的姿势说:“要是我们常年吃这个,就上那边去了。”意思是偷渡到台湾或是东南亚其他国家。

他们一行四人就成了特务,在村子里游斗。逼他们也戴上纸糊的高尖帽子,敲著锣站在村子里的碾盘说:“我们是台湾来的特务,收购尿硝不是制造鞭炮的,是制造炮弹的。”

年纪大的那个人说:“我们真不是特务。我们住在海边,曾有人偷渡,但是我们没有偷渡。我们真是县里花炮厂的,不信你们打电话问问。”

民兵排长说:“问,也要斗几天再问。”

说起特务来,还真的有一个,不知道严格说起来算不算。内蒙古卫生防疫站五十年代有个蒙古族大夫叫扎木苏,是北京医科大学毕业的高材生。1960年,中国医疗代表团访问蒙古时,他有幸成为团员。就在代表团到达乌兰巴托的当晚酒会后,他就离开宾馆,不知去向,后来才知道叛逃了。“我方”向蒙古国进行严正交涉,蒙古国曾让他和我外交部的人员见了最后一面,见面的地点在一个很大的房间里,中间还隔着一堵玻璃幕墙。外交部的人员劝说他立即随团回国,但他执意不肯,他说,他的主要直系亲属都在外蒙古定居,他在国内只身一人,因为实在饿得呛不住了,不想回去了。谢谢党多年来对他的“培养”,他绝不会做对不起祖国的事情。“我方”再三劝说无效,无功而返。

戏剧性的是,后来这个大夫官运亨通,一直升任到蒙古国卫生部部长。1963年,他率团来华考察,最后一站莅临他的原工作单位——内蒙古卫生防疫站。原先土眉混眼的他,那天西装革履,打扮得人五人六,说话也拿拿捏捏。有一个和他当年很要好的同事,在会议之余,竟悄悄和他打趣说:“圪泡,你还认得爷不啦?”他尴尬万分,父亲听到后掩口而笑,蒙方人员则一头雾水。

--转自微信号:听老绥远韩氏讲过去的事情

责任编辑:南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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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03-08 10:20 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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