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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玉文:消灭私有制不是出路(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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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纪元2018年03月11日讯】

后三十年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

中共改革开放前三十年是计划经济时代,“阶级斗争”消灭私有制,后三十年市场经济时代又恢复私有制,大张旗鼓的号召致富发家。对此,邓小平是这样解释的:“不要以为,一说计划经济就是社会主义,一说市场经济就是资本主义,不是那么回事,两者都是手段,市场也可以为社会主义服务。”

这是邓小平1991年中国新年前夕到上海视察时讲的一段讲话。根据邓的讲话精神,上海《解放日报》于1991年2月15日—-4月22日,发表署名皇甫平四篇系列评论文章:《做改革开放的“带头羊”》、《改革开放要有新思路》、《扩大开放的意识要更强些》、《改革开放需要大批德才兼备的干部》,对于当时改革开放是姓“社”姓“资”大争论做了官方定调。

前后三十年,从曾经的“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和狠“批资斗修”,到“不管白猫黑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虽然经济运行形式发生变化,但中共掠夺人类物质财富的本质压根没有变。

胡乔木总结邓小平经济理论的第二论是‘开抢论’(笔者注:第一论是‘开放论’),‘开抢’就是开始抢钱。邓小平提出‘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就是要这部分人先把钱抢到手。他们是政府官员、高干子女、亲友和买通官员的奸商。他们拿到“红头文件”,得到银行巨额贷款,成立公司。他们没有拿出一分钱,就像变魔术一样,靠着自己的特殊身份,不费吹灰之力,就成了名副其实的亿万富翁。”

据2012年报导,“红色贵族”有2,900人,占有了总共2万亿人民币的财富。这些形形色色抢到钱的人,用各种方式把资产、家人的国籍转移到海外经济发达国家,活跃在国际市场,过着优裕的生活。

八九六四,江泽民镇压学潮被邓看中,很快上位,开启官员全面贪腐时代。江泽民政治集团利用特权首先将自己的家族黑手插入企业改制,用“闷声大发财”来履行“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把邓小平承诺的“共同富裕”踩在脚下。

社会评论员梁木在《江泽民集团瓜分中国经济》系列文章中指出:“中共的企业改制就演变成了一埸由大小党魁、131万高官及其家族成员哄抢瓜分13亿中国人民财富的刑事犯罪。这场犯罪,让中国大陆1%的人掌握了全天下90%以上的财富,让中共沦为对立于13亿中国人民的刑事犯罪集团。”(笔者注:北京大学2016年关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的系列专题报告《中国民生发展报告2015》数据:顶端1%的家庭占有全国约三分之一的财产,底端25%的家庭拥有的财产总量仅在1%左右。)

“今天的中共己经蜕变成了一个由江泽民打造的黑帮,搞独裁、专制、暴政、抢劫、贪腐、淫乱的流氓权贵利益集团”。周永康、令计划、徐才厚家族贪污、占有资产超千亿,而江泽民、曾庆红家族更富可敌国,非法财富无从探底。国有企业已经成为中共特权阶层、家族链条贪污腐败、掏空国资的基地。

地产大王任志强曾经发问:“国有企业的几万亿利润怎么来的?有可能是他们没有像私有企业一样上交国有土地使用费,国有企业的利润是不够交占用土地使用费的。那么国有企业上交利润变成公共财政了吗?没有。60多年来,我不知道国有企业到底给了我们什么好处。”而如今,民营企业如果没有官二代、红二代的红色靠山,没有权力资本的掺入,也不可能成势。这就是中共的血酬定律所勾勒的经济版图。

2015年9月,港媒透露出自中共内部的一份调研报告表明:“在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中,拥有千万以上资金、财产的有548万至560万人及家庭,其中,在职和已退休的中共党政官员有360万至365万,占比65%以上”。报告还提到“社会贫富悬殊、严重不公、中共官员及家属不正常暴富”。

中共夺权时说“农村包围城市”,发家致富时说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可是,这部分人没农民什么事。由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学部及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共同主办的《经济蓝皮书春季号:2015年中国经济前景分析》揭示,农民工的收入处在历史最低点。2010年农村居民平均储蓄率为14%,收入最低的20%农村居民的储蓄率为-23%。

中国《新财富》杂志公布2017年中国最富500人的总身家超过7.8万亿资产。海外媒体报导,2017年全球奢侈品市场46%商品依赖于大陆人消费。中共在分摊联合国经费时却说︰如按世界银行人均每天消费低于1.25美元的标准计算,中国的贫困人口总数超过2.5亿,高居世界第二位。

贫富两级分化导致“冰花男孩”现象层出不穷,而中共解决问题的方法不是查找制度根源,正本清源,而是继续负面新闻正面报导,“让冰花男孩先炫起来”,一秀遮百丑,丧事成喜事,欺世盗名。

贫富差距的拉大导致社会不稳定。《人民日报》2015年01月23日发表题为“一些贫者从暂时贫困走向跨代贫穷”文章表示:“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我国居民收入的基尼系数2003年为0.479,2008年达到最高点0.491,这之后逐年下降,2014年的基尼系数是0.469。而在20世纪80年代初,全国收入差距的基尼系数是0.3左右。”

中国社会科学院召开“2018年《经济蓝皮书》发布暨中国经济形势报告会”更是提示,中国城乡差距大致还在3倍左右,而国际上平均是1.6倍。中国基尼系数现在是0.7,远远超过0.4的警戒线,说明社会发展的矛盾冲突相当严重。

社会因分配不公而生发乱象,拖欠工资、强征强拆、为富不仁、官员欺压引发每年数以万计的群体事件,中共针对社会大乱,不是理性疏导,广开言路,限制公权,完善法制,弘扬正信,而是一味的打压,造成维稳费用连年攀升,超过军费。更有甚者,江泽民为了维持对迫害法轮功信仰团体,严重时期不惜花费国民生产总值的四分之一。

江泽民开启的官员全面贪腐时代,直接导致了社会犯罪率攀升,体制内官员违法犯罪,公检法人员执法犯法。据中国法学教授陈忠林研究结果得知,从1999-2003年最高检察院与最高法院报告等相关数据计算,中国普通民众犯罪率为1/400;国家机关人员犯罪率为1/200;司法机关人员犯罪率为1.5/100。

权力不能私有,财产不能公有

2018年1月,经济学家张五常在其博客上对周新城的批判做了回应,其中一句话为:“用上任何其它的竞争准则,例如搞人事关系,或论资排辈,或动用武力等等,必会导致某程度的租值消散。这里的不幸处,是清楚的权利界定也就是周新城教授反对的私有产权。”

关于私有产权与社会公正之间的关系,西方很多思想家都曾有过清晰的论述。哈耶克认为:“哪里没有财产权,哪里就没有正义”。他认为社会主义必须要有一个中央的经济计划,而这种计划经济最终将会导致极权主义,因为被赋予了强大经济控制权力的政府也必然会拥有控制个人社会生活的权力。抹灭经济的自由即代表抹灭政治的自由,他相信纳粹和共产主义间的差别仅仅是名称上的不同罢了。因此,他认为社会主义是通往奴役之路。

休谟则说:“由于我们的所有物比起我们的需要来显得稀少,这才刺激起自私;为了限制这种自私,人类才被迫把自己和社会分开,把他们自己的和他人的财物加以区别。”“在人们缔结了戒取他人所有物的协议,并且每个人都获得了所有物的稳定以后,这时立刻就发生了正义和非正义的观念,也发生了财产权、权利和义务的观念。”

近现代西方的产权理论是建立在尊重人性、限制私欲、追求正义的基础上的,财产权是对人权的一种尊重与保护。保护私有制不是为富人说话,而是为人权说话。

那么,除了那些当初被共产主义欺骗的理想主义者之外,还有什么样的人会赞同公有制呢?

当代经济学家茅于轼说:“是什么人赞成财产的公有制?未必是愿意把自己的财产拿出来给大家享受的人,恰恰相反,是那些希望通过财产公有制分享他人财产的人。公有制实际上是分享他人财产的制度,是用各种似是而非的道理分享别人的财产,明抢暗夺他人财产的制度。”

一位署名胥志义的社会观察者在其博客刊登一篇《消灭私有制颠覆了基本的社会秩序》的文中指出:“没有对私有的尊重,革命和抢劫便是家常便饭。社会的主流不是创造财富,而是争夺财富。剥夺地主是革命,剥夺资本家是革命,文化大革命随便抄家也是革命。现在政府强征农民的土地,强拆老百姓的房子难道不是财富抢劫,怎么是经济发展?当财富没有私有界线,可以‘共产’时,这样的社会没有一个人有安全感。”

尽管学者们的殷鉴远近皆有,共产主义灾难仍在侵袭,直到最近几十年,还有国家迷信公有制。委内瑞拉前总统查韦斯改私有制为公有制,通胀膨胀率超过1000%,犯罪率飙升十倍,国家由富得流油沦为全世界民众生活最悲惨的国家之一。

改革开放后,中共在十四大会议认定分配制度的改革,通过运用包括市场在内的各种调节手段发展经济的决议,用打左灯向右转的方式回避了人们对共产党前三十年制造人间灾难的诘问与追责。中共用一句“摸著石头过河”,即推卸了前三十年的责任,又给人们再一次描述了一个幻想的彼岸。

社会一下子由原来的一穷二白变成了洋车洋房、广厦高楼。人们丢弃了原教旨的共产主义空想,转而变为精致的物欲享受与追求者。在权力和欲望都没有节制的共产党治下,造假成风(连GDP数据都造假)、权钱交易、性贿赂、法制缺失、物欲横流、金钱至上、人不为己天诛地灭成了当今社会的主旋律与盛宴。

在中共的贪腐现象中,权色交易、性贿赂堪称一景。“十八大”后被通报的省部级及以上官员中,杨鲁豫、张越、陈雪枫、乐大克、周永康、令计划、刘志庚、艾宝俊、邓崎琳、苏宏章、龚清概、盖如垠等12人与“权色、钱色”有关。据港媒《争鸣》2015年2月号报导,2014年,中共“党政机关”官员搞婚外情案件突破70万宗,其中70%是科级或以上官员,告到地方法院有21万7,700多宗。

王岐山在中共中纪委第五十六次常委会上称,2013年、2014年党政官员腐败案件中涉及婚外情、权色交易方面占65%,其中在经济领域腐败案中,85%都涉及婚外情、权色交易。在组织部接获举报的公职人员腐败案件中,涉及婚外情、权色交易方面近70%。

而最近媒体曝光出诸多高校教授性侵女生,更是让人惊叹。民国清华校长梅贻琦曾说大学非大楼也,谓有大师也。而如今中共的大学没有大师不要紧,教授们拿着科研经费做资费,挟著学位做威胁,把大学的大楼改造成了青楼。

几百年前的法国启蒙主义思想家卢预言过:公有制是野心家的发明,公有制下民众一无所有,必然造成民众对权力的无限膜拜。一切基本的良知、信仰必然丧失,最丑恶的权钱色交易与贪婪必泛滥,权力之争必血流成河,民众必沦为奴隶,公有制是埋葬一切平等的基础、是万恶之源。确保每个人的私人权力才能做到人与人之间的平等互动。

先知先觉们早已警告人类:“财产不可公有,权利不可私有。否则人类就进入灾难之门。”(约翰洛克语)

经济与道德

共产主义运动的百年历史已经证明用斗争哲学消灭私有制,不是人类的出路,反而会使人道德沦丧、生灵涂炭。

如今中共治下的社会,因环境污染、资源浪费、诚信危机、道德沦丧、打击“真善忍”普世价值而积重难返,一切向钱看成为创造国民经济财富的主要动力,不择手段变成获利的常规路数。整个社会出现历史上从未有过的乱象,全社会梦想一夜暴富发横财。

清华大学经济学者秦晖针对中共模式的经济高速增长,一针见血地指出:“以拒绝民主、压抑参与、漠视思想、鄙视信仰、蔑视公正、刺激物欲来促使人的能量集中于海市蜃楼式的单纯求富冲动,从而显示出无论自由市场国家还是福利国家都罕见的惊人竞争力,也使得无论采用‘渐进’的还是‘休克疗法’的民主转轨国家都瞠乎其后。”

人们在反思,这个社会为什么是这样?出路在哪里?当人们只重物质利益、不重人心道德的时候,这个社会的经济还能走多远?

对于中共前后三十年的经济手段,九评编辑部新著《共产主义终极目的——中国篇》有这样一段描述:“前三十年政治挂帅,破坏传统文化,打掉传统信仰,用政治的手法搞经济,出现了濒临崩溃的经济危机;后三十多年一切向钱看,用经济手法搞政治,用金钱物欲和情色迷乱来填补信仰真空,带来的是触目惊心的道德危机。”

“其实,过去的经济危机里包藏着道德危机,只是等到今天物欲横流的时候才总爆发;今天的道德危机也包藏着经济危机。经济是人的行为,人是受道德支配的,所以经济归根到底受制于道德和信用。没有道德的经济必然走不了多远,危机的爆发也是迟早的事情。”

结语

无论私有还是公有,人的一切行为都来自内心。中华传统文化以推崇人的德行为主旨,传统中国人相信有德才会有财,对财富要“取之有道”。君王亦当重德修身,德服天下,修内安外,经世治国,才会使百姓人心向善,安居乐业,国泰民安。推古及今,这才是真正解决问题的正道。

 

主要参考资料:

1.周新城:《共产党人可以把自己的理论概括为一句话:消灭私有制》

2.九评编辑部新著《共产主义终极目的——中国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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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张宪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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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03-13 9:12 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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